一 所谓青年社会化，指的是青年通过实践活动，实现从以自然属性为主的人格模式到以社会属性为主的人格模式的转换。质言之，就是实现从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换。社会化是青年的本质需求，它必然会渗透到任何有青年群体参与的运动中，并对之发生或隐或显的影响。 社会化是青年与生俱来的本质欲求，而本质意义上的青年群众，却是近代的产物，它只能以大工业的出现、近代教育制度的产生为基础。因此，在洋务运动以前，中国还不能产生真正的青年群体，当然也就谈不上青年的社会化。 洋务运动的发展，京师同文馆在1863年成立，晚清教育制度改革的起步，1872年清廷派遣留学生出国，这些都标示着中国近代教育开始走向世界。随后，又出现了一批军事与工艺的专门学堂，紧接着又出现了以西学为主的自强学堂，甚至旧式书院也开设了部分西学课程。教育内容和体制的演变，以及其中蕴含的价值观念的递嬗，造就了第一批青年知识分子。进入20世纪后，晚清新政从废科举开始，促成了一场影响至深且巨的改革。20世纪初年第一次留学热开始了，赴国外留学（尤其是赴日本）几乎成了一种风气。在此基础上，青年知识群迅速扩大。随着科举制度的废弃，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场到民间，掀起了一个兴办新式教育的热潮。据统计，到“五四”前夕的1912年，全国已有新式学堂82272所，学生2933387人。（注：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0页。）这样，留学生与新式学堂的毕业生构成了近代知识分子的主体，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传统的八股士类。 近代青年群体的递嬗，促使了中国青年社会化欲求的生成与发展。无论是参与“戊戌新政”抑或是投身“辛亥革命”，都与各时代的先进青年（参与戊戌的青年在洋务时期产生，投身辛亥的则主要是青年留学生）的社会化渴望息息相关。到了“五四”前夕，由于数量上的优势以及系统的价值观训练，社会化已成为这一代青年的整体需求。他们深受新思潮、新学理的洗礼，有新的知识结构、新的人生理想、新的价值观念、新的行为选择。他们中的绝大数人已不再坐等生理上的自然过渡，已不耐于老一代知识者的薪火相传，而是要以积极的社会参与来促使自身的成熟。社会化，已不再是少数先进青年的先知先觉了。 二 如果说，青年自身的发展是青年社会化渴望产生和发展的内因，那么，社会环境诸因素的作用则是其变化的外在条件，它既规定了青年社会化的运行方式，也刺激了社会化渴望的高涨。 跟西方明显不同的是，中国青年的社会化始终以政治救亡为座标。这既跟中国近代工业的曲折发展，步履蹒跚以至难以充任青年社会化的物质基础有关，也和中国士大夫“兼治天下”、“舍我其谁”的传统心理有关，但更与中国近代日益紧迫的民族危机有直接的联系。近代以降，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步伐不断加快，中国逐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清政府不仅没有能力抵抗外来侵略，反而成为侵略者的工具。因此，“救亡”成为涵盖一切的社会命题，它决定了中国青年只有投身到紧张的政治斗争中去，才能顺利完成社会化的使命。充当一个社会人，首先必须是一个政治人，这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我们看到，“五四”以前几代青年的社会化都是在政治救亡的洪流中完成的。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政府，但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其后的军阀混战，民生凋弊，恰恰是帝国主义魔焰高涨和封建势力死而不僵的表现。不仅如此，北洋军阀政府还直接成为青年社会化的阻力。1914年北洋政府公布的《治安警察条例》规定，青年学生“不得加入政治结社”。此外，青年学生还受着失学失业的威胁。据统计，当时中学毕业生能升学者，约为1/2至1/4，而失业的则为1/2至1/3。（注：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页。）客观现实与青年的主观愿望形成了深刻而巨大的反差，它反过来使“五四”青年更加把自身的社会化同政治救亡结合在一起，更加滋长了政治参与意识和救世热情：“青年为斯世将来之主，学者乃领导标新之人，况生值学道将绝之国，大厦将倾之邦，则吾辈后生责任，不更重大耶。（注：周恩来：《敬业群乐会成立宣言》，《敬业》第4期，1916年4月。） “五四”前夕，是青年价值观发生深刻革命的时期。在此之前，中国社会仍遵循着传统的青年价值观，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包括最先进的中国人都忽略了近代青年与传统自然意义上的青年之本质区别，他们承认青年是未来世界的主体，但他们却否认青年是现实世界的主体之一，即认为青年在现实社会里，仅仅是被动的受教育者。尽管在“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中，初步形成和发展的近代青年群体之现实作用日渐显露并不断加大，但是，它并未引起社会足够的重视。当时，担当社会精神中枢的，是一些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士大夫（辛亥革命中，留学生参与了领导，但由于人数较少，领导权最终被剥夺）。由于传统的桎梏，这些士大夫们不是成为反对改革的保守主义者，就是成为“皮里阳秋”的“中体西用”论者，甚至连康有为、严复、章太炎这些先进人士，也由于“内心的不自由”，以致虽在正统体系中挣扎苦斗，而最终仍是带着新陈交错，半生不熟的斑痕。这一切都充分表明，在中国，旧瓶装新酒是不可能的，它反而会成为革命的阻力。这便是陈独秀等“五四”新文化领袖们得出的结论。在陈独秀等人看来，如果没有彻底的文化转换，中国是没有出路的，革命也只不过是“无量英雄无量血，可怜换及假共和”。“吾民之德敝治污，其最大原因，即在头脑耳目中无高尚纯洁之人物为之模范，社会失之中枢。”（注：《新青年》2卷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