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变迁中的青少年与青少年研究 青春期作为等待、发展、成熟并完成由儿童向成年过渡的一个时期,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肯定是一个延长了的生命阶段。在养育孩子实践中所遭受的各种社会压力和变迁似乎决定了生命中儿童时期的缩短。现在的年轻人比他们的父母、祖父母辈更加早熟,他们小小年纪就通过更加开放的家庭和媒体成为家事、国事及全球事务的参与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远在小学毕业前就进入了青春期。与此同时,义务教育的延长和高度技术化的工作压力助长了年轻人呆在学校或加入继续教育的可能,获得收入的推迟好象也是促使青少年延期步入成人阶段的因素之一,即使对于那些早年进入劳动世界的人来说,独立和成人地位也很难达到。年轻人的低薪使他们无法离开父母而生活,社会福利系统的改进迫使家长在他们的孩子步入青春晚期时还得为其生活和福利负责。因此社会和政治的变迁延长了青少年依赖父母的阶段,并推迟了他们独立承担社会责任的年限。 1、青少年问题和社会变迁 琼斯(G.Jones,1988)认为,正是在50年代期间,青少年问题才真正显露出来。60年代创造了代际(而非社会阶级)冲突的气候。我们生活在一个“富饶的社会”里,阶级区分据说正在消失。60年代晚期的学生运动应和了社会评论家的罗曼蒂克想象,表面上肯定了冲突是发生在代与代之间而非阶级之间。学生运动主要是中产阶级的,表面上看提供了对现存秩序的政治和社会选择,因此被贴上“反文化”的标签。对一些研究者来说,反文化的解释可以从“代际阶级”(generational class)的概念中找到。如弗里登伯格(Friedenberg,1973)认为年轻人受到成人社会的压迫,他们被视为社会的边缘人群,因此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但这种分析不断遭到批评,因为它忽略了社会阶级差异问题。爱伦(Allen,1968)指出并不是代际关系解释了社会中的稳定与变迁,而是社会变迁解释了不同代之间的关系。 70年代期间,社会阶级被重新带回到青年研究的前沿,尽管这时候的经验工作限于青年群体的亚文化研究。青年亚文化被认为与社会主导文化直接关联,由于社会阶级是现代社会中最基本的群体,主要的文化形式将是“阶级文化”,青年亚文化是与阶级文化共存的。维尔列斯(Willis,1977)认为劳动阶级的再生产不是职业选择的输出。而是劳动阶级流派文化的输出,默多克和麦克伦(Murdock & McCron,1976)认识到青年亚文化的研究应更加综合并包括先前忽略的青年群体和成人;无论工作和非工作情境中的经验考察都是必须的,因为日常经验中体现了阶级的不平等;宏观层次上的分析也是必要的,包括对青年的社会和文化观念变迁与阶级关系结构为基础的意义系统的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结构和历史的分析。 80年代期间,青年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与劳动市场相联系的青年变迁的研究。这部分由于离校后的失业队伍的飞速增长,对大范围内青年失业的影响的关注导致对青年向成年的转变的研究兴趣,因为没有成功地获得工作上的转变,就会影响年轻人生活中的其它领域的发展。 2、处于转变期的青年 青少年的适应力对成年的发展有关键性的影响。这一认识导致对青春期的不断增长的研究兴趣,关于青春期的早期传统理论已经建立了某些确定的趋向、重点和成见,它们在关于儿童到成人的转变的现代观念中仍有影响力。劳依德(Lloyd,1985)曾对历史上一些有助于创造青春期的公共形象的重要理论作了概括,其中斯丹列·霍尔(Stanley Hall)将青春期视为“动荡与压力”(storm and stress)时期的观点至今仍主宰着公众的思想,如同弗罗伊德关于人类行为是由无意识的心理和性欲力量所刺激的思想一样。本尼迪克特和米德关于原始社会的工作也引导公众更加注意文化因素对青年发展产生的不同影响。戴维斯(Davis,1990)追朔了历史上关于青年的种种观点,如“青年是国家(经济的)财富”,“青年是最少定型观念的人”(既是积极的又是消极的),“青年是时代的测试表”(用于衡量社会的善恶),等等。他认为,自从60年代开始,主流成人文化出现“青年文化化”(youthwculturalisation)的趋势。戴维斯进而提出他的中心论题,即“青年是(社会的)延续体”,在他看来,年轻人远非革命性或颠覆性的。一代接一代的年轻人献身于他们所在社会的基本价值和制度。问题在于成年的掌权者需要积累材料证明相反的观点,通过建构这种青年形象以便说明他们对青年的控制和压迫要求的合理性。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青年研究者倾向于将青春期主要视为一个从儿童的被保护和依靠地位到成年的独立和自由地位的转变过程,而不是一个或数个阶段。在这转变时期,青年的发展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心理的和情感的压力对青少年来说是内在的,而其它来自父母、教师、同伴和更广阔的社会的压力是外在的。有时候这些外在因素会推动个体更快地走向成熟,有时也会成为阻碍青少年获得自由和独立的绊脚石。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促成了青少年从孩提向成人转变的成功或失败。 爱里克森(Erikson,1968)认为有八个心理——社会危机贯穿个体生命周期,它们形成了个体成熟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寻求认同(search for identity)在青春期成为尤其尖锐的问题,它是个体在生理的、社会的和心理的各方面迅速变化的结果,也是由于职业的决定、理想的接受与拒绝、性和友谊的选择的需要。因此爱里克森认为青春期的首要任务是身份的形成,从儿童到成人,有各种各样个人的和社会的学习任务需要完成,有关青春期这一转变进程中这些心理——社会的任务,已经形成了两种传统的解释方式。精神分析法将重点放在性心理因素,把它看成是构成年轻人远离孩童行为和情绪纠葛的基础。第二种方式是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的解释,将青少年的变迁归于社会体系的原因,重点集中在角色的本质和角色冲突,社会期望的压力,以及不同的社会化力量如父母、伙伴、老师、媒体等的相互影响。精神分析和社会学分析强调的重点各不相同,一种强调主体内在的因素,另一种强调外在的因素,但它们显然是互相依赖的,它们享有共同的观念:即青春期是个充满压力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