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追求问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是一个极具重要现实意义的课题。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今天，作为一种深层次的精神导向和精神支柱，它不仅影响青年个人成长与生活态度，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社会凝聚力和社会发展，关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整体进程。因此，我们应该从长远的战略高度，时刻关注这一问题。 带着这样一种责任意识，我们从1996年4月到1997年4月，在天津市区范围内进行了一次为期一年的《青年人生追求状况》调查，采用了多种调查方式，调查对象涉及中学生、大学生、工人、教师、科技人员、干部、个体从业者等多方面人员。从对调查结果的分析、研究中我们发现，当代青年的人生追求已呈现出良好的，积极健康的主流。但无论是从人生追求的目标、过程上看，还是从人生追求的内容上看均反映出当代青年与前一代人人生追求相区别的新的特征与心理状态。 第一、人生追求目标设定方式上的进与退。 追求是人生的动力，追求是人生的主旋律、追求是人生永恒的课题、追求自然有其预定的目标。革命先驱李大钊曾告诫青年人，“当你开始活动之前，应该先定定方向，譬如航海远行的人，必先定个目的地，中途的指针总是朝着这个方向走，才能有达到目的地的那一天。” 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当代青年也深知目标的重要，只是在目标的弹性指数上一改革命先辈那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拗，而把目标定成进可改、退可守的辩证目标。在此次调查结果的统计中，有37.8%的青年同意“制定人生奋斗目标时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和社会条件留有余地”，53.6%的青年认为“可以把目标定得高一些，激励自己努力奋斗”，只有6.2%的青年认为在目标的设定上“不怕做不到， 就怕想不到，只要心想，就能事成。”这说明大多数青年已经否定了不考虑主客观条件，只是个人一厢情愿的观点，选取了另外两项更切合自己实际的答案。而前两种观点实际上都考虑到了主客观条件以及在追求目标上可能达到的实际水平。所差之处只不过在于第一种观点愿意对自己的选择留有余地，显然是在向最好的结果努力的同时，也考虑到了不如意的可能，为了避免在由于某些原因没达到理想目标时，因为没有思想准备而沮丧。 第二、人生目标追求上的变异性和层次落差。 当代青年经历着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变，说每天都有一种新的观念在注入和修补着他们生活目标的航向恐怕也不为过，诸如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合作，还要有竞争；投资股票是一种诱惑人而时髦的冒险行为；大量的新住宅拔地而起，然而福利分房从97年4月1日起已经取消等等，诸如此类新鲜事物不胜枚举。面对大量的潮水般的新鲜事物的到来，青年并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从而使其人生追求目标呈现出很强的更叠和随波逐流趋向，这样，便形成了青年人生追求目标随主流文化而不断调整和不同素质青年目标定位相别的人生追求目标上的变异性和层次落差较大之特点。这恰恰与青年时期思想多变的特征相吻合，对此我们尚不必大惊小怪。但透过对青年人生追求目标变异的表面分析，我们也不难发现其中带有趋势性的亮点，即青年终于重又懂得了要以社会目标作为自己追求目标的轴心的道理。例如，当将“个人追求与崇高的社会理想”相比较时，认为崇高的社会理想更重要”的占35.2%，认为“二者同等重要”的占59.2%，也就是说，有94.4%的青年将崇高的社会理想摆到了与个人追求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位置；此外，“当追求目标的行为涉及法纪时”有91.6%的人认为要“遵纪守法”；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49.9%的青年主张“个人利益要服从社会整体利益”。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的人生追求表现得并不像前两者那样积极，他们只认为在个人行为的道德标准上只要坚持“为自己，但不损人利己，不做缺德事”就可以了。当然，无论是认为崇高的社会理想更重要，还是奉行做人的起码道德要求都已与往日个人目标追求上的盲从与迷乱有了质的不同，但青年追求目标上的落差毕竟现实地存在着。 第三、人生目标实现手段的自主与客观条件。 调查中我们发现，在人生目标实现手段上，56.7%的青年认为“关键在个人”，强调了在实现人生目标的过程中主体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这种观点的合理性在于，强调“关键在个人”并不等于忽视实现目标所需要的其它条件，而是说主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可以力争比较全面地认识目标实现所需要的各种条件，并切实利用已有的条件努力创造尚未具备的条件，从而促成目标的实现。另外，有20.2%的青年持“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观点。如果剔除对“天”的神秘理解，而把“天”看成客观条件，那么这种观点不仅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且看到了某些客观因素在一定时期非人力所能左右的情况，应该说是合理的或比较合理的。此外，该项调查内容反映结果之最突出的一点是90%以上的青年已经完全放弃“命里有时终需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的宿命论观点。 第四、人生目标实现进程的科学和理性。 在调查统计数字中我们欣喜地看到，当代青年虽然在人生目标的选择，人生目标的内容以及人生目标实现手段上都在围绕“自我”这个中心，但在实现目标的进程中却是出人意料地从大局着眼。86.8%的青年主张既要把自己和家庭生活搞好，又要为社会做贡献，让国家更富强。许多青年则一致强调“人生目标，首先应追求事业有成，“丰收”时更应不忘国家、余款利国利民、造福后代子孙。这就清楚表明，当代青年已非常理性地将个人人生目标追求与社会理想的实现融为一体，视个人追求目标为社会共同目标的一部分，从而使人生目标实现的进程纳入了科学和理性的轨道。调查中我们发现，绝大多数青年已经认识到在实现人生目标的追求中肯定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认识到造成人生追求的最大障碍，不是客观因素，而是主观因素，即追求者自身的素质。对“创造人生的奇迹，关键在战胜自己”，他们已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他们认为“在人生目标的追求中，会闪现许多迷人的梦，梦中活跃着追求的图腾，只要我们热烈地向往未来，又认真地对待今天，一刻也不放弃追求去献身、去创造，我们的世界就会五彩缤纷，精彩的人生就一定会放出为他人赞美的彩虹。” 当代青年大多是生活在文革以后，以及改革开放、社会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政治生活最稳定、物质生活最丰富的这一历史时期，他们经历的挫折最大，享受的成果最多，因而相对来说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略显认知不足。因此对在实现人生目标和社会目标进程中将遇到的困难和挫折也并没有象他们的前辈那样显得忧心忡忡，而是充满着自信与激情。同时，正如我们在第一个特点中所揭示的，他们对目标确立的方式又是那样对自己留有余地，这就不能不使我们考虑到隐藏在对社会发展认知不足所产生的其它几个特点的背后是否还有我们没有看到的“庐山真面目”。我们终于看到在这种认知不足、充满自信与激情的背后，还透露着当代青年人生追求目标赖以产生的深层动力——对人生、对社会的信念尚不够坚定这一关节问题。认真分析调研对象的构成，我们似乎找到了解释这一担心的重要答案。尽管我们的调研注重了对象的普遍性，但其中只有屈指可数的在社会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而大多数都是社会的“中间人”或“边缘人”。因此，这种调查结果就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当代青年出于对自己社会地位不满却又无力改变这一心态之下的调侃和嘲弄味道，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有一种为之一震的警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