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社会大变革的序幕，以农村经济改革为先导，我国社会进入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休制转轨的重要历史时期，从打破单一的所有制形式和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到形成农村经济产业化、经济成分多元化、经济活动法制化、劳动力组合市场化、政府管理经济间接化的全新格局，就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变革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无疑是经历最为丰富的一群。在我们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从来就没有哪一代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发生过象他们这样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他们青春的张力、他们创造新生活的勇气和热情、他们所表现出的主体意识都令人刮目相看。与社会结构、经济体制、青年状况所发生的变化相适应，十几年间，我国农村共青团工作也在以变应变，不仅留下了一串清晰的探索的足迹，也留给我们许多深刻的思考与启迪。 1979—1997：农村共青团工作探索的轨迹 正如经济发展有起落、社会发展有起伏一样，19年间的农村共青团工作也经历了一个波浪式前进的过程。如果根据农村改革的大体步骤将团的工作划分为四个阶段的话，其中的跌宕起伏则格外引人注目。 1979—1983：四年沉寂和大规模的组织整顿，但“针”似乎没有扎到穴位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以联产承包为标志的农村生产责任制拉开了第一轮农村改革的序幕。这一以解放生产力为目标的战略举措理所当然地焕发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热情和积极性，为农村经济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但由此引发的社会政权结构、经济结构和利益结构的改革与重组，也使习惯于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区划为依托的农村共青团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解除了“阶级斗争为纲”的“紧箍咒”，掌握了种田的“自主权”的青年农民对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农村共青团活动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冷漠。在“土地分到户，不靠党支部”，“团不团、一样钱，党不党、一样长”等思想的支配下，农村青年不愿入团、团员不愿当团干部的问题一度变得十分突出。一些长期从事农村共青团工作的专职团干部甚至发出了“团旗还能打多久？”的疑问。虽然团中央及时提出了“以四化为中心全面活跃团的工作”的指导思想，但由于全团思想尚未统一和没有找到合适的抓手及切入点，这一在理论上似乎“无懈可击”的命题在实践中却明显地缺乏可操作性。因此， 农村共青团工作陷入了长达四年之久的低谷。 此间除了1979年“绿色万里长城活动”即“三北防护林工程”和由河北、安徽等地的团组织发起，并得到团中央推广的“助耕队活动”为农村团的工作增添了一抹亮色之外，我们很难看到农村团组织主动而有效的作为。当然，这种一时的沉寂并不意味着消沉和甘愿无所作为，在陷入困境的同时走出困境的探索也开始了。基层团支部作为全团工作的载体首先受到重视。1980年1月， 团的十届二中全会作出了开展创建先进团支部活动的决定， 同年6 月的基层工作会议则重申了“六级办支部”的方针。 1982年2月，团中央发出了进行做一名合格团员教育的通知。1983年6月，全国农村基层团组织整顿工作会议提出，要用一年时间治“散”、治“瘫”。这一大规模的农村团组织整顿工作可以说是共青团面对挑战作出的第一个反应。通过运用行政化的手段集中整顿，农村团员队伍得以更新、团的基层组织得以重建、团的干部基本配备齐全、团干部的报酬问题有了说法，文明礼貌教育、理想道德教育、助耕包户等义务服务活动得到提倡，农村共青团组织似乎又重新崛起了。然而，这次整顿的成果并没有保持多久。由于指导这一阶段探索的仍然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思维定势，由于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共青团自身职能还缺少总体把握，所以，不久农村团的工作便陷入了一个新的怪圈：整顿——瘫痪——再整顿——再瘫痪……显然，这一针没有扎在“穴位”上。 1984—1987：“两户一体”和“实用技术培训”开始抓住了农村青年的兴奋点 经过几年实践，农村经济改革取得了大面积的丰收成果。1985年新春之际，中央适时地提出了“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战略构想，把农村改革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使商品经济大潮迅速漫卷中华大地。在兼业户、专业户、冒尖户如雨后春笋喷涌而出的同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数以千万计的农村青年挣脱了黄土地的束缚，投身于乡村里的工业文明。1984年10月，团的全国基层工作会议针对这一现实状况提出了进行自身改革的具体措施。比如，根据新的劳动力组合方式设置基层团组织，在团内试行临时外出团员证制度等。针对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青年们“想致富、缺门路、少技术”的突出问题，团中央推出了“一团两户”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为1985年的“两户一体”（即青年专业户、青年科技示范户、青年经济联合体）活动。据统计，全国有22个省、市、自治区团委围绕这一主题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活动。而旨在使每个农村青年学会一至两门实用技术的“农村实用技术培训活动”，则使全国上千万农村青年获得了学习一技之长的机会，受到了青年的普遍欢迎。此间开展的农村青年之家竞赛活动，则明确提出了由单纯娱乐型向“四位一体”方向发展的指导思想。即要求农村团组织把青年之家办成思想教育的阵地、文化技术学习的课堂、致富信息交流的窗口、文体娱乐活动的场所。由团中央提倡、各级共青团组织牵线搭桥的东西互助活动也使青年们感到振奋。虽然这一时期在工作的整体思路上尚未完全廓清，工作方式基本沿习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一般号召，甚至“两户一体报告团”的组建也给人留下了共青团“善于摘桃”的印象，但这些活动毕竟把握住了农村青年的兴奋点，也为农村共青团工作的改革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1988—1991：培养青年星火带头人，农村团组织找到了工作切入点 1982—1986年连续五个中央一号文件，不仅稳定而且发展了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蕴涵的能量亦释放到了它的极限。1986年以后，我国农村生产经过持续增长之后出现了徘徊不前的局面，农村改革亟需深化。为了向高科技要生产力，国家先后推出了星火计划、丰收计划和其它科技规划。围绕科技兴农和农村青年科技致富，1988年7月， 国家科委和团中央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农村开展培养“青年星火带头人”活动的意见》，并决定在星火计划实施较早、实用技术培训效果较好的十一省先行铺开。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这一活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黑龙江、吉林、河北、山东、福建、湖北、广东、山西、陕西、四川、河南等省份，青年星火带头人活动不仅推广了一批先进适用的科学技术，发现培养了一大批乡土人才，而且增强了农村团组织的凝聚力，倡导了科技兴农、科技致富的社会风尚。1562项新技术、新成果被重点推广应用，3319名青年星火带头人获得了农民技术职称，760 名青年被团中央和国家科委命名为青年星火带头人，百名青年被授予青年星火带头人标兵称号。他们的示范效应扩大了活动的社会影响，在一些地方形成了区域性规模效应。1990年在全国青年星火带头人表彰动员大会上，宋德福同志明确提出，要以青年星火带头人活动为龙头，建设农村青年科技工程。1989年年初启动的十省万家乡镇企业青工技术操作比武，经过一年运作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据十省区的十三个城市的不完全统计， 有150多万乡镇企业青工参加了这一活动。此举不仅给企业创造了直接的经济效益，而且调动了青工学文化学技术的积极性。应当说，这一时期农村团的工作与农村经济发展和青年科技致富的要求基本吻合了起来，找到了一种全新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