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世界上自杀率很高的国家之一，日本青少年的自杀率在现代国家中也是很高的，战后日本青少年的自杀率呈递增之势。除战争时期外，日本死于自己之手的人数远远超过死于他人之手的人数。近10年来，日本平均每20分钟自杀身亡一人〔1〕。更真实的情况是，日本自杀事件的实际数字大大超过官方公布的数字。据美国社会学家E·斯登格尔分析推算，自杀事件实际为官方公布的3——5倍。由于人身保险、人寿保险、死者及家属的名誉以及车祸自杀等原因，大量的自杀无法统计在案。 据日本总理府青少年对策本部1984年抽样调查，日本18——24岁的青年中，认为“人生中的痛苦和烦恼大于希望和幸福”的占14.7%，认为“人生是绝望的、毫无意义的，有自杀想法”的占1.1%〔2〕。又据调查，日本中小学生中有28%的人说，他们曾经想过自杀；另一项民意测验发现有25%的青年曾经酝酿过或正在酝酿自杀之念〔3〕。日本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千石保主持的一项国际少年儿童调查却更惊人地显示，“曾经有过自杀想法”的日本小学生竟占了87%，“没有想过”的仅占12%，而在同一时期，英国却没有小学生自杀的记录〔4〕。日本青少年自杀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早在1979年10月，日本总理府就青少年自杀问题召开过紧急会议，制定了相关的防范措施与对策，可自杀现象仍有增无减。 一、年龄阶段上的“日本型” 按一般规律，自杀率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的，在老年层则呈现出急剧增长的趋势。当代社会学、自杀学的奠基人埃米尔·迪尔凯姆认为自杀率与年龄成正比是普遍的原则〔5〕。而世界卫生组织（WHO）调查却发现，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地区则颇为特殊，被冠之为“日本型”，即自杀率呈现出青少年（25岁以下）与老年（60岁以上）两个高峰。日本青少年自杀者还呈现出低龄化的特点。1972年、1973年，日本自杀死亡总人数的20%是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1979年平均每天有3个19岁以下的孩子自杀身亡〔6〕。日本学者望月一宏认为：“日本中小学生自杀的激增、自杀者的日趋低龄化，引起了西方传媒的广泛关注，这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话题。日本青少年及儿童的自杀与瑞典的老年自杀（瑞典老年人自杀率居世界之首）相比，更遭世人的非难”〔7〕。 二、自杀者的男女比例 世界各国青少年自杀者的男女比例一般是男性大大高于女性，比如美国平均是三男一女。迪尔凯姆的自杀死亡者“男性比女性多”“自杀主要是男性现象”的论断，被认为是自杀学的铁则〔8〕。日本却基本上是男女持平，甚至有时女性还略高于男性。日本女性的自杀率在现代国家中也是很高的。日本20—24岁女青年自杀率相当于美国同类型的6倍多。日本15—29岁青少年死亡事件中，自杀占主要死亡原因的第二位，而女性同类项目方面则居第一位〔9〕。据世界卫生组织（WHO）1972年的人口报告，每100名男性自杀者所对应的女性自杀者数为：日本77.4，意大利43.3，加拿大40.0，瑞士38.7，法国36.2〔10〕。日本青少年女性的集体自杀现象也尤为突出，如1978年夏天，25名“耶稣方舟”年轻女信徒集体失踪（警方确认为自杀）；1986年11月1日，7名“真理之友”教的年轻女信徒因教主宫本清治病死而集体自焚，做了“神的新娘”。战后日本女性的地位有了空前的提高，但在现实生活中，日本还远远不是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据日本总理府妇人问题担当室1984年《妇女的生活和意识报告书》统计，日本妇女被调查者中无业人员竟占49.5%；在家庭生活中感到“丈夫地位高于自己”的占66.8%；感到“夫妇平等”的仅占27.1%（菲律宾为59.1%）；在家庭中“妻子有决定权”的仅为15.7%；在社会生活中，在就业问题上感到“男女不平等”的占70.5%；政治地位上感到“男女不平等”的占78%，在受教育方面感到“不平等”的占59.4%；妇女对余暇生活不满的占27%；对整个人生不满的占7.9%〔11〕。近10年来，日本妇女地位虽又有所提高，但1992年的日本内阁《女性白皮书》仍反映出有50%以上的日本妇女认为日本社会依然存在着严重的男女不平等现象〔12〕。日本男女之间的界限及其差别影响着社会的组织形式，有时森严到不可调和的程度。日本女性的自我意识、自我实现受到限制。再者，日本很重视家庭关系和人际关系，由于日本女性在家庭、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女性在这些关系中受挫的可能性比男性大得多，因而自杀的可能性也就大。 三、自杀行为的“传染性” 近代以来，自杀现象有时就象原因不明的瘟疫一样在日本青少年中蔓延。1933年初，伊豆半岛观光圣地三原山死火山喷口，一个少女跳下自杀身亡，日本国内新闻媒介大肆渲染，马上引起了一股自杀风潮，青少年们纷纷视死如归地从三原山喷口跳下。警方立即采取防范措施，可到同年12月止，从三原山喷口跳下自杀身亡的人已超过500人，到1936年，已超过1000人〔13〕。1944年7月9日，在日美两军激战下的塞班岛，4000多名日本平民扶老携幼、趋之若鹜地从北马比尔海角的悬崖上跳下投海自杀，创下了人类历史上集体自杀的悲惨记录。又如1986年，日本国铁平均每周有一名员工自杀，国铁形成了一股可怕的自杀风气，迫使当时的中曾根首相下令内阁从速调查。再如1986年4月9日，18岁的女歌星冈田有希子从住宅七层楼上跳下身亡，于是便有众多的青少年在她喋血的地上摆满鲜花，还有人五体投地用脸擦着地面。随之而来，日本又掀起了青少年的自杀风潮，两周之内，就引起青少年自杀死亡事件，其中19起是跳楼，甚至有的就从有希子自杀的那幢楼上跳下身亡的。在当月，日本19岁以下青少年自杀死亡事件就达83起之多。当年，19岁以下青少年自杀人数比前一年增加了44%。日本社会学家称之为“有希子综合症”。日本警方认为1986年青少年自杀激增的主要诱因就是红歌星冈田有希子自杀案，在日本青少年尤其是女性中引起了自杀风〔14〕。迪尔凯姆认为，榜样的感染力足以引起自杀。日本国民意识中有强烈的集团意识和依赖心理，这是造成自杀具有“传染性”的重要原因。 四、“心中”——集体自杀 “心中”是日语中的一个词汇。江户时代专写情死悲剧的大文豪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年）分解了汉字“忠”字，把其上下部首调换一下成了“心中”。其原意是“相爱的男女向对方表露心迹的证据”，有切指甲、纹身、断发、断指、情死等。后来“情死”就成为真正的“心中”，进而“心中”成了专指两人或两人以上的集体自杀〔15〕。日本集体自杀发生率惊人地高，在青少年中更为突出。日本警视厅对东京二十三区的统计，集体自杀有两个高峰，第一个是1949年，总自杀率为人口的十万分之十三，“心中”占了自杀总数的65%；第二个高峰在1957年，总自杀率为人口的十万分之三十，“心中”自杀率为人口的十万分之十一，占自杀总数的37%〔16〕。在日本，家庭集体自杀——“一家心中”尤为突出。值得注意的是，家人一同自杀的，80%以上是母子胁迫性自杀。“心中”一词在日本被浪漫化，但在“一家心中”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残酷的现实，多是孩子不愿自杀而被强迫之或被先杀之，然后母亲才“一同自杀”。布施丰正指出，这种“母子心中”应被称为“母杀子而自杀”。母子一同自杀大多发生在丈夫不在家的白天。据统计，在日本以每天一人的比率，13岁以下孩子被亲人所杀，成为亲人自杀的牺牲品。在日本，危害13岁以下孩子占杀人总数的25%。据调查，杀子自杀的母亲大多为25——34岁的年轻母亲〔17〕。1988年，日本有据可查的“一家心中”自杀案件达400多起，夺去了1000多名父母和儿女的生命。战争中，日本军民的大规模集体自杀——“玉碎”则更令全世界为之震惊。在现代日本强迫性集体自杀——“无理心中”现象仍大量存在。集团意识和依赖心理势必造成自杀在行为方式上的集体一致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