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里环境感知与个体健康对通勤模式选择的影响研究  

作者简介:
曹晨(1993- ),女,甘肃平凉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健康地理、土地利用与区域发展,E-mail:caochen_nju@163.com,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南京 210023);甄峰(通信作者)(1973- ),男,陕西汉中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智慧城市、大数据与城市规划,E-mail:zhenfeng@nju.edu.cn,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江苏省智慧城市设计仿真与可视化工程实验室(南京 210093);姜玉培,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江苏省智慧城市设计仿真与可视化工程实验室(南京 210093)。

原文出处:
地理研究

内容提要:

通勤是大部分城市就业者日常工作所必须面对的问题。相比宏观层面的城市建成环境,微观层面的邻里环境感知及个体健康与通勤模式选择的联系更为密切。以南京市主城区8个社区为案例地,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邻里环境感知与个体健康对城市就业者通勤模式选择的影响。首先借助问卷调查数据,将通勤模式分为积极通勤、公共交通通勤、电动车/摩托车通勤以及小汽车通勤四类;其次使用因子分析法确定邻里环境感知的潜变量,并将个体健康分为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与健康行为3个潜变量;最后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的理论框架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邻里环境感知变量中服务设施感知、环境品质感知对通勤模式选择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交通安全感知对通勤模式选择存在显著的间接效应。②个体健康变量中,心理健康与健康行为对通勤模式选择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③通勤距离与社会经济属性对通勤模式选择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同时社会经济属性对通勤模式选择亦存在显著的间接效应。基于研究结果,提出有效提升就业者对于社区环境的主观感受,进而提高就业者参与健康行为的意愿与就业者的健康水平,从而引导其选择更加健康和绿色的通勤模式。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21 年 06 期

字号:

      录用日期:2021-04-27

      DOI:10.11821/dlyj020201072

      1 引言

      通勤是城市就业者日常交通出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居民通勤出行量占日常总出行量的比例约为40%[1]。在当前经济发展迅速、城市空间扩张、小汽车保有量剧增的背景下,选择小汽车通勤的就业者比例不断上升。大量的小汽车通勤出行给城市交通带来了巨大压力,造成交通拥堵与环境污染等问题,同时对小汽车通勤的过度依赖还增加了就业者的久坐时间,使就业者的身体活动不足并承受着更大的精神压力和消极情绪,进而引起一系列健康问题[2-4]。而当前,中国政府与居民个人越来越重视健康问题。2016年国务院印发并实施了全国首个健康领域的中长期战略规划——《“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于国民健康问题与健康环境的重视。随着“健康中国”上升为一项国家战略,同时城市就业者对通勤出行中的环境与健康问题也日益关注,势必对就业者通勤模式选择产生新的影响。

      目前已有大量文献探究建成环境与出行行为之间的关系,但这些研究多关注宏观层面的建成环境,如密度(Density)[5-8]、多样性(Diversity)[9-12]、设计(Design)[13-16]、目的地可达性(Destination accessibility)[17,18]等的影响。环境感知是人们对周围环境及其变化的主观感觉和心理判断,是人们环境行为的心理基础[19]。即使居住在建成环境相同的区域,也可能会因个人经历、态度与偏好、社会经济属性等不同而对环境的感知度不同,并影响其自身行为。当评价建成环境是否成功时,不能只关注客观建成环境[20]8,建成环境的主观感知与人的联系更为密切,因此也应该将其考虑进去。但目前较少有研究探究建成环境感知是否与通勤行为的变化有关。在少数研究中,Humpel等认为居民感知的路线便利性改善可以促进步行行为[21];Panter等发现骑自行车或过马路时危险感的增加与汽车出行正相关,骑自行车时安全性增加与减少汽车使用有关[22]。现有相关研究对于建成环境感知的度量指标暂无统一的认识,如Booth等使用可用的自行车道、体育锻炼设施、休闲娱乐设施、商店可达性、步行的安全性、步行道的安全性等指标分析环境感知与步行运动、休闲活动的关系[23];张舒怡等从物质环境感知(包括环境品质感知、服务设施感知及体育设施感知)与社会环境感知(包括社区组织感知、社区归属感及社区安全感)两方面对社区建成环境感知进行评价[19];冯建喜等提出可达性、安全性和吸引力三方面的建成环境感知评价要素[24]。

      此外,在通勤与健康的相关研究中,主要以两种独立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即通勤对健康的影响与健康对通勤的影响。大多数学者认为就业者选择不同通勤方式时身体活动量不同,因此会产生不同的健康效应[3,4.25-27]。但相反,就业者自身的健康状况、健康行为也可能会影响其通勤模式的选择[28-32]。目前,通勤对健康的影响研究更为普遍,而健康对通勤的影响研究相对较少。在少数研究中,Carse等发现,通勤模式选择与心理健康、身体健康、BMI有关[28]。Hansson等认为身体不健康的人可能不会开始或继续选择步行、骑自行车通勤[29]。Mattisson等和Kroesen等发现,肥胖与积极通勤呈负相关[30,31],同时Kroesen等还发现心理健康对积极通勤有正向影响[31]。现有的研究对于健康影响通勤的机制解释较弱,有学者认为身体健康使积极通勤更容易或更可行[33]。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有学者认识到通勤与健康二者之间的潜在联系与作用机制,如有学者认为由于积极通勤而增加的良好的心理感受对通勤者来说是一种“奖励”,反之又形成积极通勤的内在动机[31]。但由于个体纵向数据集获取的限制,目前关于通勤与健康相互作用的研究较少。

      综上,国内外关于建成环境感知对通勤模式选择的影响尚未得出一致的研究结论,并且个体健康对通勤模式选择的影响需进行进一步的验证。因此,本文以南京市为案例地,选择微观层面的邻里环境感知与个体健康相关因素,探究其对就业者通勤模式选择的影响。理论方面,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拓展中国城市通勤问题的研究视角,明确邻里环境感知度量的指标,深化个体健康对通勤模式选择的影响研究。实践方面,有助于相关城市管理部门制定完善城市建成环境、提升就业者对建成环境的主观感受及提升个体健康水平的策略,以期引导就业者选择更加健康和绿色的通勤模式,从而减少对小汽车通勤的依赖,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所用的数据来源于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开展的“南京市居民身体活动及健康状况”问卷调查。选取南京市主城区交通性环境、休闲性环境与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8个典型社区作为调研区域(图1)。其中,云南路社区和俞家巷社区位于老城区,交通性环境较好而休闲性环境较差,属于Ⅰ类社区;中奥社区和凤栖苑社区位于河西新城,交通性环境和休闲性环境均较好,属于Ⅱ类社区;汇林绿洲社区和锁金村社区临近玄武湖景区,交通性环境较差而休闲性环境较好,属于Ⅲ类社区;景明佳园社区和兴卫村社区位于主城边缘,交通性环境和休闲性环境均较差,属于Ⅳ类社区,不同类型社区的建成环境特征与样本特征见表1。采用偶遇抽样方法进行纸质问卷填写,对18岁及以上全职就业者的通勤行为、邻里环境感知、个体健康状况以及社会经济属性等信息进行记录,共获取有效样本622个,样本的社会经济属性见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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