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1821/dlyj020200981 录用日期：2021-06-09 1 问题的缘起 世纪之交在写作有关城市化的博士学位论文时遇到的最大困惑是一些学术观点找不到最初的提出者；在没有学术期刊数据库的条件下，要解决这一问题，极为不便；为此曾花去大量时间苦读相关论文和著作①。十年后这种情况依旧[1]。这是包括地理学在内的我国学术界一种令人尴尬而遗憾的局面。这种状况不单是我们地理学独有，经济学也存在这样的问题[2]11。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知识生产的规范性极其重要，此乃知识生产的先决条件。在较好的学术生态中，读者可能就论著中观点(包括其出处)或其他错误与作者进行沟通，一般也会比较顺畅。在中国当下的学术文化中，读者做这种事很可能出力不讨好！在不自信的当下中国学术界，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对此类问题感兴趣的读者，通常是把有关情况或发现的问题反馈给出版社或编辑部。当然，即便这样，也未必有用：笔者就曾多次把发现的错误告知相关的出版社编辑，但重印后错误依旧，而且这种错误还是那种不用经过作者确认就可以改正的类型。在此背景和“遭遇”下，谁还愿意做无用功呢？究其原因，这一状况跟中国的学术文化，尤其是学人引证行为和学术史意识[3]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一个事关知识生产基础是否稳固的大问题。 在西方学人的论著和教材中，特别是一版再版的导论教材，致谢名单经常很长。第一次见到这种致谢名单时还不太明白，后来看得多了，就逐渐明白了其用意。致谢名单中的人可能大多是提出修改意见的读者和同行。笔者曾针对国内的少量图书提出过详细的修改建议，也曾期望能被列入相关图书修订版的致谢名单中去。因为连我们的教材一般也不会有长长的致谢名单，著作再版的比较少。笔者多年前就不做这种事了，自然也就不存奢望了。 2 问题的由来：不规范引证的成因及其危害分析 某些学术观点的来源难于考证，在我国尤其如此，这似乎成了难以改变的现实②。因为改革开放以后，不少学人③最初在写论著时，因为不知道学术规范或者图省事，大多未能遵守最基本的学术规范，即注明思想和观点的真实来源。直到1987年，国家才出台行业推荐标准“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1995年、2005年、2015年三次更新)。目前，由于引证行为的路径依赖，这一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但是，即使在难于考证的条件下，作者引用别人的东西，也不能不注明出处，否则就涉嫌违反了基本的学术规范，侵犯了他人的知识产权，成为学术不端行为，进而还可能涉嫌违反著作权法；而且使得后来人要花费更多的工夫来考证，有的甚至可能还无法考证。引用他人的研究数据、结论或观点标明出处，这是学术的基本规范和要求，也是学术在形式上的最低要求。因为一个学人可能一生中只做出那么一个为他人重视的学术成果，如果同行引用时不标注出处，这明显是对作者的不敬。 另一方面，不规范引证还有路径依赖的原因。前面有人不规范引用，在没有专门开课讲授学术规范的情况下后边的学人会向前人学习，在引用他人的成果时也可能不标注出处。如此往复，我们做出的研究成果就可能没有人记得，即便被引用了，也不知道原创者是谁，出现D.S.兰迪斯所说的状况：任由一些原创性的东西被同行遗忘[4]。退一步讲，即使作者试图规范地引证和标注国人的观点，因为书刊大多缺少索引，要考证出是谁最先提出某个观点，需要花很多时间，否则很容易张冠李戴。此时，最经济的选择是不引用国人同行的成果，转而引用外国人的同类成果，这样做既保险又省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学术就会被边缘化，还如何进步、如何走向世界呢？ 观点或思想来源不明也与我们学者对引证规范的轻视有关。在论著写作中，规范地引证几乎就没有引起我国当代(地理)学者们的真正重视④。时常听到同行说，引证和标注是技术性的细枝末节问题；其实，文献引证和标注不是小问题，事关知识生产大局，要达到“合理、正确、充分地引用参考文献”的要求，恐怕我们需要自学一下。笔者先后读书21年，从211大学到中国科学院，很少有人告诉我，学术写作中该如何引证文献。当年笔者读硕士，等到要写毕业论文时，在没有人指路⑤时想到请教书本；幸好，在学校图书馆找到了《著译者必读》[5]这本书⑥。 在极为讲究关系而没有诚实的学术引文文化的中国学术界，还会出现一些极不正常的状况，即严格按照学术规范写成的论著被抄袭得体无完肤，以及由此而来的学术“自伤”问题。针对规范写作的著作容易被抄袭的情况，有的作者故意把本来规范的论著弄得不规范，这就是所谓的“自伤”⑦。历史学界有一套写得较为规范的书——姚椿龄等的《战后世界历史长编》，也是被抄袭得最厉害的[7]24。在这种条件下，尽管这种“自伤”情有可原，但也让人感到中文学术界的悲哀。 在20世纪末，笔者在写作与城市化有关的博士学位论文时，对中国的这种学术文化有了深入的体会和了解。完成学位论文后的最大感受是，我们的学术时间被浪费得太多了，重复劳动太多了。每个人在做同样主题(如中国城市化)的研究时，再把有关文献从头至尾梳理一遍，但却不把问题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由于我们缺乏相互引用的严谨学术文化，一些新的观点和创新不断被同行忘记，致使我们的相关研究经常进步较慢。后来，笔者博士学位论文的经验研究部分在《城市规划》《经济地理》等刊物上发表了，理论部分被纳入著作[8]。在论文的理论部分，笔者对此前的城市化研究作了全面的正本清源工作并规范地标注，目的是避免后人做类似的工作，但一般人并不明了这种学术史工作的学术意义，后来该著作2006年获得了华东地区大学出版社优秀著作、教材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