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在伦敦的瓦堡中心（Warburg Institute），时任伦敦大学古代史讲席教授的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组织了一轮系列讲座。八位受邀的欧美学者就“公元4世纪多神教和基督教的冲突”这一主题，进行了自选题目的演讲。这些演讲后来集结出版。莫米利亚诺在为该文集所撰写的名为“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的衰落”的序言中指出，把基督教的兴起当作罗马帝国衰亡的重要成因，始于18世纪的爱德华·吉本。但19世纪兴起的民族主义史学在解释从罗马帝国向中世纪的历史转折时，把过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日耳曼蛮族入侵”的问题上。20世纪最有成就的史家，如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道普施（Alfons Dopsch）和罗斯托夫采夫（Mikhail Rostovtzeff），在讨论晚期罗马帝国社会变迁时，同样未能把基督教的兴起有效地纳入讨论。基督教会对罗马帝国的影响，在当时是一个停留在观念层面上的历史神学问题，如哈纳克（Adolf Harnack）对“教义”（Dogma）和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对“社会学说”（Soziallehren）的研究。“迄今为止，还无人就基督教对多神教社会结构的影响给出一个现实层面的评估。”① 这本文集出版于1963年。这一年，莫米利亚诺在牛津任教期间指导过的一名学生，彼得·布朗，在牛津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获得了他的第一份教职。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布朗成为了西方史学界最多产、最有学术创造力、最具感召力的学者之一。正是在布朗的引领下，莫米利亚诺当年呼吁的那种针对晚期罗马帝国和后帝国时代的“现实层面的评估”，发展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对于这个新兴学科的兴起以及布朗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西方学者已有若干学术史回顾。②在中文学界，陈志强、侯树栋、刘林海、李隆国、包倩怡等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古代晚期的与布朗的学术贡献做了极富意义的介绍与分析。③但针对布朗的学术生涯与成就的全面学术史评述，迄今为止，在中西方学界都尚付之阙如。④本文将尝试填补这一空白，结合布朗的学术生涯轨迹与他不同时期的核心研究，力图尽量清晰地梳理这位当代史学巨擘的史学理路与他所开启的古代晚期研究的学科特质。 一、从奥古斯丁时代到古代晚期世界 彼得·罗伯特·拉蒙特·布朗（Peter Robert Lamont Brown）在1935年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的一个新教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铁道工程师，幼年时，因其父海外工作的需要，布朗曾被带到苏丹等非洲国家短暂生活。他后来对中东和近东地区的学术兴趣，或许与这段儿时经历有关。不过，对布朗的学术取向真正有着重大影响的，是一种对基督教传统内部的多元性的敏感。爱尔兰在中世纪之前独特的基督教形态，颇能获得在20世纪爱尔兰天主教环境中生活的新教徒们的共鸣。⑤而探索罗马大公教会之外种种更具地方性、更多元的基督教社会和精神样态，正是布朗日后所致力的“古代晚期”学科最核心的议题之一。 在什鲁斯伯里公学（Shrewsbury School）读中学期间，因为成绩优异，布朗被建议选择希腊语作为学习方向。在当时的英国，古典文化依然被当作精英教育的基础。不过，布朗所倾心的并非古典传统，而是早期基督教。据他自己后来回忆，学习希腊语的最初动机是为了读《约翰福音》。此外，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让布朗对充满变故的晚期罗马帝国着迷。罗氏在这本名著中提出，罗马帝国的崩溃，始于3世纪时乡村普罗大众和军队这两股“反动”力量的联合，及其所导致的城市中产阶级的凋敝。⑥布朗日后的研究则大大修正这位“沙俄遗老”关于晚期罗马帝国的悲观论断。 在1953年进入牛津大学新学院（New College）后，布朗选择了“近代史”（Modern History）作为自己的本科专业。在牛津的学制体系里，公元3世纪之后的西方历史都被统称为“近代史”。与之相对，古典学方向（Literae Humaniores）的教学内容基本以罗马皇帝图拉真的时代（98—117年）为下限。这背后的意思是，西方古典文化在罗马帝国的“三世纪危机”和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312年）之后就断绝了。布朗后来称这种传统史观为“古典学的傲慢”。在他看来，夹在所谓“真正的古典时代”和中世纪之间的3—8世纪，是西方文明史中一个具有鲜明特点和高度成就的时代。这个时期的地中海世界里，古典传统和革新元素同时迸发出极高的活力，社会结构和精神生活在这两种力量交织的牵引作用下，表现出了强烈的开放性和创造力。就是这个“非古典”的古代世界，布朗后来称之为“古代晚期”。 布朗对这个历史时段的研究，是从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上手的。他就是基督教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奥古斯丁（354—430年）。“奥古斯丁的时代”（the Age of Augustine）是布朗在本科阶段选择的一个研修专题。1956年毕业后，布朗先后从梅伦学院（Merton College）和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获得研究基金，后于1963年于万灵学院获得教职，得以在牛津继续从事围绕奥古斯丁和他身处的晚期罗马帝国社会的研究。最终的成果是出版于1967年的《奥古斯丁传》。为这位伟大的思想者作传，布朗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法国宗教史大家马鲁（Henri-Irénée Marrou）在名著《圣奥古斯丁与古代文化的终结》中所塑造的站在垂死的古代文化和新兴的基督教文化十字路口的奥古斯丁形象，对包括布朗本人在内的战后学者依旧影响巨大。⑦但布朗的关怀更进一步。他关心的不仅是思想家奥古斯丁，而是奥古斯丁作为一名时代中的个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