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是死亡的种子”:托马斯·默顿的反战立场与世界和平理想

作 者:

作者简介:
彭小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和历史上的很多修道人士一样,美国修士和作家托马斯·默顿(1915-1968年)由出世和孤寂的立场观察社会和世界局势,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达了他对所有人的同情和关爱。他不断强调说,这份同情和关爱必须延伸扩展到当时在冷战和越战中被看成是美国敌人的国家和人民。他写作了倡导和平、反对战争的大量作品,批评了敌视社会主义阵营的美国政治家。他希望被这些政治家煽动和迷惑的民众能够意识到,真实的世界不可能被简单地划分为良善和邪恶两个部分,真实的情况不可能是美国和西方代表所有的善,不再需要为社会进步进行任何改良和变革,而与之竞争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是邪恶的化身。在默顿看来,存在重大分歧的世界主要国家需要有足够的谦卑做出自我反省,有足够的人道主义精神向对手方展示善意和诚意,因为真正能够持久的世界和平,只能建立在这样一种态度的转变之上。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21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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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97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21)04-0005-(09)

       DOI:10.13852/J.CNKI.JSHNU.2021.04.001

       面对当下的国际格局,回顾冷战时期一些基督教作者的反战和平思想有助于我们看清楚一些关键问题,包括如何评价意识形态分歧、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到诉诸暴力和沉迷于地缘政治利害考量的危害性。在20世纪,意识形态对立是大国之间建立互信的一个主要障碍。拿“共产主义”一语作为咒骂的词语是西方保守力量的一个习惯。无论是二战时期纳粹的宣传,还是冷战时期西方政治家的动员口号,都有这个特点。用“主义”来污名化敌对方,是一段至今还没有得到彻底检讨的历史。历史问题和历史失误需要被检讨,才不会重演,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托马斯·默顿(1915-1968)是特拉普修会在美国肯塔基州客西马尼修院的一位修士。他也是对美国政府冷战和越战政策批评最犀利的作者之一,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拥有大量的读者。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一位隐修会的成员要在20世纪60年代,在历史上国际关系最紧张和意识形态对立最严重的时代之一,违背了自己所在社会的政府和大多数人的意见,将自己的反战立场公之于众,甚至不惜冒犯自己所在教会的很多主教和头面人物?①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他认识到,以意识形态对立的借口,人类的一部分把自己看成是真理的唯一拥有者,妖魔化人类的另外一部分,无论是在二战期间还是在冷战时期都曾经带来灾难性后果,而且在根本上违背了基督教信仰和道德的最基本原则。

       一、伪人文主义者心中的利益、财富和权力

       默顿的和平思想与他对现代社会的批评是一个有机整体。在资本主义对财富和权力的偶像崇拜面前,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恐惧往往导致一种对和平的悲观主义,也往往导致双方之间极度的猜忌和憎恨,培养起来一种使用全部力量消灭对方的冲动。此时所有基督教传播人类互信互爱的教导都难以发生切实的影响。人们甚至以基督教信仰为借口坚持一种自己全对、对方全错的立场;人们甚至产生一种幻觉,感觉必须先有一场决死的大战,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②就像他在很多文本里面不断提到的,近代早期以来伴随资本主义兴起而勃发的个人主义往往带有虚伪的人文主义性质,以自由和个人人权的名义,将个人利益和权利看作是至高无上、与集体和社会利益相对立的,助长人们为了私利欺凌弱小、在强权面前苟且的猥琐生活态度。这种自私自恋的生活态度也削弱了人们对异己方和敌对方的宽容和对话能力。

       暴力也伤害施暴者一方 他的这种看法并非个人孤立的见解,而是20世纪60年代罗马天主教会内部进步力量逐渐形成共识的看法。作为现代修会,耶稣会士在表达天主教会社会使命方面做出过特别用心的努力。一个修士的基本身份认同在传统上被概括为“清贫、守贞和服从”,而在现代教会的语境中,这三种品德见证了信仰对资本主义的财富和权力偶像崇拜的否定,是对贪婪、享乐、虚妄和权力欲的否定,也就是对现代暴力和战争的根源的谴责。因此,一个修士的责任是通过促成一个平等和分享的社会,通过消除压迫和剥削,不仅让人们怀抱对彼岸美好世界的希望,还能让人们看到这一美好世界的迹象在此岸的生活中也已经开始展现。③正是这样一种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有助于我们理解特拉普修会的修士默顿对现代资本主义贪婪和好战特性的批判。

       诗人、耶稣会神父丹尼尔·贝里根(1921-2016)是默顿的朋友,也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反战运动最出名的行动派代表人物,最终在思想上否定了中世纪以来在西方流行的“正义战争”理论。而默顿则以大量作品记录了他自己对冷战和越战批判性的深度思考,并站在天主教社会思想的立场宣传世界和平理想。④这种以修道人士决绝的态度对美国社会既得利益者集团的对抗和批评,折射出恩格斯笔下早期基督教“对全世界的斗争以及这一斗争必将胜利的感觉”。这种恩格斯担心在现代的基督徒身上已经丧失的“斗争的欢悦和胜利的信心”,在愿意和社会主义思想、制度进行坦诚对话的默顿身上还延续和存在着。⑤

       正如默顿注意到的,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走向战争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⑥不过默顿经常不断地强调帝国主义战争实际发生和进行的一个关键及具体条件,也就是统治者教唆和挑动起民粹主义和沙文主义,将战争暴力变成群体志愿的行为。

       《无人是孤岛》是默顿讨论灵修生活的一部小书,是他最畅销的作品之一,还被翻译成多种文字。默顿在这里关于个人的孤寂和尊严的讨论已经触及他后来批评战争暴力的一个独特角度,也 就是批评现代社会不健康的从众心理:人对人的爱,如果符合基督教的道德,需要珍惜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和独立思考,而不是诱导大众成为群氓;在盲目的、混沌的人群中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都失去独立思考能力,被煽动得丢失对他人的宽容和同情。那些好战的政治家其实都是自私和无视公共利益的孤独者,他们一旦掌握民众,就会引导他们在绝望中接受贪婪、暴力和战争,由和平走向战争,毁坏世界,把一座座城市夷为废墟。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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