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亥东征”与15世纪前期的东亚外交博弈

作 者:

作者简介:
马云超(1988-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科员。

原文出处:
江海学刊

内容提要:

朝鲜王朝世宗时期的“己亥东征”不仅是一次军事行动,更是外交上的博弈。其背景是来自明朝的不信任感、朝鲜境内倭人频繁来往的现状,以及明日两国断交后东亚世界的紧张氛围。通过出兵对马岛和促成望海埚大捷,朝鲜成功规避了可能出现的明朝出兵日本的危机,建国初年以来与对马等地倭人的贸易关系得以保全,战后与日本的外交关系迅速恢复。最重要的是,朝鲜重新获得了明朝的信任,跻身册封体系中最重要的藩国。唯有跳出日朝关系的框架,将“己亥东征”置于东亚世界的大背景下考察,才能发现此次东征行动的真正意义。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21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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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王朝世宗元年(己亥年,1419)六月,朝鲜朝廷在已经退位的太宗上王推动下,以清剿倭寇①为名出兵对马岛。当月二十日,三军都体察使李从茂率军登上对马,至七月三日撤回巨济岛,其间剿灭岛上倭寇近二百人。此次出征,在朝鲜历史上称为“己亥东征”,日本方面则依据当年年号称作“应永外寇”。

       由于记载零散且多有牴牾,这一事件长期以来少有问津。直到20世纪前期,经过学者的不断努力,事件的前因后果基本得以廓清。②此后,中日韩三国学者对此役都有不同程度的关注。中韩学者通常将之视为朝鲜王朝初期对倭寇政策的一部分,同时也是15世纪前期东亚世界禁绝倭患的一环。③日本学者则更注重此次外寇在国内的情报传播问题,借此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及社会背景。④笔者认为,先行研究对“己亥东征”的考察已经相当深入,但也遗留了一些重要问题。比如,现有研究大多从“禁绝倭患”,也就是从军事角度来评价“己亥东征”的得失,却忽略了这次行动背后的政治逻辑。通过东征,朝鲜王朝在册封体系中获得了丰厚的外交回报。其次,对于这次战役中明朝的潜在作用认识不足。作为当时东亚世界的核心,明朝如何推动朝鲜做出东征的决定,又对战后日朝关系的走向发挥了怎样的影响,学界尚未进行深入的探讨。⑤

       基于上述问题,笔者力图跳出日朝关系的既有框架,将“己亥东征”放入东亚世界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学界对永乐时期明朝与朝鲜的外交演变颇为重视,但论及两国间的紧张关系时,大多着眼于对辽东人口和女真部族的争夺问题⑥,对于因倭寇袭扰而引发的猜疑和矛盾则关注较少。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聚焦战役前后明朝、朝鲜、日本三国外交关系的演变,从中揭示触发“己亥东征”的深层原因,对事件本身做出更全面的评价。

       “事大”与“交邻”:朝鲜王朝的外交困境

       高丽忠定王二年(1350),倭寇袭击了庆尚道的固城、竹林、巨济等地,史籍称“倭寇之侵始此”⑦。在平定倭乱的过程中,将领李成桂逐渐掌握实权,于1392年接受恭让王的禅让,建立了朝鲜王朝。即位后,李成桂(太祖)致力于整顿边防,扩充水军,同时致信日本室町幕府和九州探题(九州地区军事长官),要求其约束倭寇。⑧在此基础上,对于对马岛等地的通商倭人则采取怀柔政策。例如,鼓励和平贸易者来朝交易,称为“兴利倭人”;给予经济上的利益敦促其归顺,称为“投化倭人”;表达恭顺之意者授予名义上的朝鲜官职,称为“受职倭人”,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其长期居住在朝鲜境内,即为“恒居倭人”。⑨太宗李芳远继位后基本延续了太祖的政策,这一时期的记录中屡屡出现“倭使来朝”“倭人献方物”等记载。⑩伴随边境贸易持续发展,朝鲜对倭人的统制政策不断完善,兴利倭船的上岸港口固定在釜山浦和荠浦两地。(11)到太宗十一年(1411)时,两浦所在的庆尚道内“倭人兴利船寻常往来,居民视以为常,殊无备焉”(12)。

       朝鲜王朝之所以积极采取“交邻”政策,不仅是缓解倭寇问题的需要,频繁来往的倭人与北境的女真、南方的琉球等,共同构建了朝鲜版的“华夷秩序”。(13)但是,这一政策也给朝鲜对明朝的外交埋下了隐患。自建国以来,朝鲜就实行“事大主义”的外交政策,“朝鲜”国号即由明太祖选定。(14)建文四年(1402)八月,明成祖朱棣在靖难之役中胜出,当年十一月,朝鲜使臣河仑等即来奉表称贺。(15)第二年,明成祖遣使赐予太宗金印和诰命,正式承认其朝鲜国王的地位。(16)此后,朝鲜王朝世代以明朝为正统,国王、世子继位和确立皆需得到明朝的册封,每当明朝圣节、正旦、皇太子千秋节,朝鲜均需奉表朝贡,极尽“事大”之礼。(17)然而,明朝对待倭寇始终坚持清剿镇压态度,这一点与朝鲜的怀柔政策存在很大差异。随着两国关系的深入,“事大”与“交邻”的矛盾必然会暴露出来。

       不过,这一矛盾在太宗初期尚未充分显露,因为此时明成祖厉行禁倭的依靠力量并非朝鲜,而是时隔多个世纪后重回册封体系的日本。应永八年(1401),足利义满在博多商人肥富的劝说下决意重开与明朝的外交,第二年以祖阿、肥富为使出使明朝,国书中自称“日本准三后道义”。当时在位的建文帝迅速响应,派遣天伦道彝和一庵一如赴日本颁布大统历。然而,当足利义满的回访使者坚中圭密抵达明朝时,明成祖已经在南京即位,于是坚中圭密转而向成祖称贺。(18)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遣赵居任等赴日册封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赐予冠服和龟纽金印,两国间的册封关系正式形成。(19)次年日本使者明室梵亮到访时,明成祖向其下达了禁绝对马、壹岐等地倭寇的命令,足利义满立刻动员西国大名“歼其党类,破其舟楫,擒其渠魁”(20),于永乐三年(1405)入朝进献于明成祖。相比朝鲜的怀柔政策,足利义满的禁倭态度尤为坚决,甚至为了向明朝宣示决心,日本使者在归途中经过宁波时,将退还的倭寇二十余人“治以彼国之法,尽蒸杀之”(21)。

       明成祖对足利义满的行动十分满意,又遣鸿胪寺少卿潘赐、中官王进等人赐其九章冕服及钱钞、文绮等。(22)据学者考证,明日建交时明成祖赐予足利义满的“冠服”实际是麒麟纹的常服,也就是说,尽管获赐龟纽金印的足利义满与朝鲜国王同属亲王级别,但在常服上却是比朝鲜低一级的郡王。(23)直到永乐三年,明成祖加赐足利义满亲王级别的九章冕服,这无疑是对其禁倭行动的极大肯定。至此,作为日本国王的足利义满获得了与朝鲜国王对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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