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法度　　

      说到北宋的书法，人们自然会首先想到大名鼎鼎的『苏、黄、米、蔡』四大家，这四个人光环之巨，使得北宋乃至整个宋代的其他书家都黯然失色了。但是细思起来，蔡襄在这中间却是一个尴尬的存在，若论对后世的影响，蔡襄远不及苏、黄、米三家；论个性风格，蔡襄也远没有另外三位突出，以至于他不仅以前辈之资历而屈居『宋四家』之殿军，甚至于不少人连他位列『宋四家』的资格都不肯承认，直欲以蔡京取而代之。昔人已没，千秋功业任人评说，褒之也好，贬之也罢，都是后人的事，古人是没有丝毫办法的。但是，我想，我们在评论历史人物的时候还是要尽量做到客观(尽管真正的客观也是不可能的)，要还原当时的历史语境，去看他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

      蔡襄在书法史上地位的确立，除了其自身的书法成就之外，与两个人不遗余力的推崇是有很大关系的，这两人都是北宋文化史上的大人物，一个是欧阳修，一个是苏轼。欧阳修说：『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年君谟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1]，实际的意思就是肯定蔡襄『书坛盟主』的地位；而苏轼则反复重申他的观点——『君谟书为本朝第一』，唯恐别人不知道或不认同。如果说欧阳修作为蔡襄的挚友、政治上的同道、艺文上的知音，他对蔡襄书法的赞许让我们觉得合情合理的话，那么苏轼作为与蔡襄在书法追求上异趣(至少在后人看来)的『尚意』书风的领袖，又与蔡襄并无太多交集，他对蔡襄书法的推崇甚至比欧阳修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颇让后人费解了。有论者认为，苏轼对蔡襄书法的评价，不过是对其师欧阳修的随声附和而已，如启功先生的《论书绝句》中有论蔡襄诗云：『矜持有态苦难舒，颜告题名逐字摹。可笑东坡饶世故，也随座主誉君谟。』[2]又云：『欧阳永叔于蔡书誉之于前，苏东坡继声于后，至称为宋朝第一，未免阿好。』[3]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苏轼对蔡襄的推崇，到底是出于世故，还是一种心悦诚服地表达呢？本文将以此作为切入点，来探讨蔡襄对于北宋书坛的意义。

      苏轼对蔡襄书法的态度

      苏轼对于书法的集中论述，见于《东坡题跋》卷四。细阅《东坡题跋》，我们发现，蔡襄是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人物，与蔡襄有关的题跋共十三则之多，其中多是对蔡襄书法的极力称赞，语气之恳切在东坡臧否人物的言辞中是不多见的。略引数条：

      欧阳文忠公论书云：『蔡君谟独步当世。』此为至论……天资既高，辅以笃学，其独步当世，宜哉！近岁论君谟书者，颇有异论，故特明之。[4]

      君谟真、行、草、隶，无不如意，其遗力余意，变为飞白，可爱而不可学。[5]

      余评近岁书，以君谟为第一，而论者或不然，殆未易与不知者言也。[6]

      仆论书以君谟为当世第一，多以为不然，然仆终守此说也。[7]

      蔡君谟先生之书，如三公被衮冕立玉墀之上。[8]

      蔡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9]

      惟近日蔡君谟，天资既高，而学亦至，当为本朝第一。[10]

      仆尝论君谟书为本朝第一，议者多以为不然。或谓君谟书为弱，此殊非知书者。若江南李主，外托劲险而中实无有，此真可谓弱者。世以李主为劲，则宜以君谟为弱也。[11]

      自君谟死后，笔法衰绝。[12]

      

      如此不厌其烦地反复重申，若仅目为谙于世故的随声附和，则东坡也未免『演得太过』了，更何况『(论者)多以为不然，然仆终守此说也』，语气中已透露出捍卫己见的近乎固执之态，若世故者，恐怕不易为此言也。

      综观东坡论书，从不肯轻易盲从附和别人的意见，若涉及批评，虽口气往往委婉，常顾左右而言他，但绝不至于作违心的虚誉，若是赞扬，也是恰到好处，断无肉麻的吹捧，我们不妨也引几例为证。

      《东坡题跋》卷四第四则《题〈遗教经〉》：

      仆尝见欧阳文忠公云：『《遗教经》非逸少笔。』以其言观之，信若不妄。然自逸少在时，小儿乱真，自不解辨，况数百年后传刻之余，而欲必其真伪，难矣。顾笔画精稳，自可为师法。[13]

      

      显然，苏轼在这里并不赞成欧阳修『《遗教经》非逸少笔』的断言，甚至有以其为真的倾向，但碍于情面没有公开反对，作了『阳奉阴违』的处置，但至少说明苏轼对于欧阳修的观点并非一一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而是保持了思想上的独立。

      又，同上第六十则《跋钱君倚书〈遗教经〉》：

      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钱公虽不学书，然观其书，知其为挺然忠信礼义人也。轼在杭州，与其子世雄为僚，因得观其所书佛《遗教经》刻石，峭峙有不回之势。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讱。』今君倚之书，盖讱云。[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