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至17世纪禅宗“列祖图”的生成与发展:从曹溪禅至黄檗宗

作 者:
施錡 

作者简介:
施錡,女,上海人,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画史,东亚视觉文化交流(上海 200062)。

原文出处: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

内容提要:

本文全面梳理了禅宗“列祖图”自唐代至清代的发展脉络。认为早期的“列祖图”带有文献性质,后期逐渐发展出仪式功能;小型的文献“列祖图”可作为传法的依据,大型的顶相“列祖图”可陈设和拆分;中国的“列祖图”传统传入日本后得到传承,晚期福建传入的“列祖图”虽然受到教外地域画家的影响,但仍然延续了禅林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创新。


期刊代号:J7
分类名称:造型艺术
复印期号:2021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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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J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75(2021)04-0141-09

      在佛教的传承中,“付法”具有师资相承的深远意义,其中禅宗尤为注重法脉,这或基于两个原因,首先,禅宗自五祖时代,即分为曹溪和牛头二派,自弘忍之后,又分南北宗,后北宗式微,故有“南宗正脉”一说。第二,南宗禅又分为沩仰、临济、曹洞、法眼、云门五宗,早已失去了“一代一人”付法制的传统,因此梳理法脉成为了自身正宗的宣示。在禅林内部,从达摩到本派的开山祖师的肖像序列,即体现了法脉的传承,这类图像文本一般被称为“列祖图”,本文拟就此做一整体的探讨。

      一、早期的禅宗“列祖图”

      “列祖图”实物的形成,至少可以追溯到开凿于隋代开皇九年(589),由灵裕法师所创的安阳灵泉寺西侧大住圣窟。其中前壁窟门东侧线刻“世尊去世传法圣师”二十四僧形象,始于大伽叶,终于师子比丘,被认为是佛教“列祖图”在中国石窟的首创。学者认为,中国的6至7世纪是末法思想流行的时代,经历北魏太武帝灭佛之后,昙曜在云冈石窟译《付法藏传》,述及释迦传法后二十三祖事迹,具有将法藏住持无绝的目的。而大住圣寺二十四祖线刻,则正是这一护法思想的图像化。[1]这些祖师像采用如汉代画像石一样的减地阴刻的方式,二人一组,中间置一香炉,其下有榜题。而《付法藏传》作为最早的僧传,成为了后世禅宗和天台宗法统的依据。

      禅宗的“列祖图”大致出现在唐代,并与南北宗之争有所关联。慧能的弟子神会于开元二十年(732)在滑台(今河南滑县)大云寺召开无遮大会。神会指证,在菩提达摩法系中,神秀是旁支;真正受五祖付法传衣的是韶州曹溪的慧能。[2]唐代独孤沛所撰的《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记述了神会在大云寺与北宗崇远法师辩论和说法的部分语录:“达摩遂开佛知见,以为密契;便传一领袈裟,以为法信,授予慧可。慧可传僧璨,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传慧能。六代相承,连绵不绝。”“内传法契,以印证心;外传袈裟,以定宗旨。从上相传,一一皆与达摩袈裟为信。此袈裟今在韶州,更不与人。”[3]慧能和神秀去世后,他们的弟子之间竞争十分激烈,神会言道,神秀的弟子普寂“在嵩山竖碑铭,立七祖堂,修法宝纪,派七代数。”[3]29《宋高僧传》卷八“慧能传”则载:“(神)会与洛阳菏泽寺崇树能之真堂。兵部侍郎宋鼎为碑焉。会序宗脉,从如来下西域诸祖外,震旦凡六祖,尽图绘其影。太尉房绾作六叶图序。”[4]此处的“叶”,指的是禅宗所传世代,可见,神会已经将六祖绘为图像。

      文献表明,8世纪之后祖师像的绘制开始逐渐流行起来。唐大中十二年(天安二年,858)日本僧人圆珍(814-891)从中国请得的《智证大师请来目录》中,有“达磨宗系图一卷”。[5]陈粟裕认为,因为圆珍收集的禅宗文献多为南宗的典籍,这幅作品很可能是从达摩至慧能传法的图像。[6]另《益州名画录》中载张南本画“竹溪院《六祖》”,丘文播曾画“乾明禅院《六祖》”,他的异姓弟僧令宗曾在大圣慈寺放生池揭谛堂内《六祖》,丘文晓在净众寺延寿禅院画《祖师》《诸高僧》,[7]此处的《六祖》可能是“六位祖师”,也可能指“六祖慧能”,但从《祖师》《诸高僧》来看,笔者以为从达摩至慧能的六位祖师的可能性较大。

      二、作为文献的“列祖图”

      

      图1 平安时代至镰仓时代,《禅宗六祖像》,纸本墨笔,101.8×57.9厘米,高山寺藏,重要文化财

      至北宋,“列祖图”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作为文献的“列祖图”。日本高山寺所存的墨笔临摹的版画《禅宗六祖像》(图1),左下角有“至和元年(1054)十一月初一日开板入内内侍省,内侍黄门臣陈陸奉圣二月管内”的字样。每一位祖师像包含弟子像,且有榜题说明祖师名,谥号,法嗣。右上角有“弟子道育、尼总持”(墨书)。成书于774年的《历代法宝记》载:“西国弟子般若蜜多罗唐国三人。道育尼总持等。唯惠可承衣得法。”[8]这件祖师图的目的是明了师资相承,与后世仅仅描绘祖师全身或半身的独立画像有所不同。此外,北宋释惠洪(1071-1128)的《石门文字禅》卷十八有《六世祖师画像赞》(并序),从初祖达摩至六祖慧能分别作赞,每句为四言。[9]可见当时的“列祖图”中已经出现了题赞。

      这类小部头的“列祖图”,在稍晚也被作为禅宗法脉传承的信物。镰仓时代日本僧人心地觉心(常作无本觉心,1207-1298)赴临济宗杨岐派无门慧开(1183-1260)处求法,被授予“印可”之后,回到日本后与慧开仍有书信往来。据《法灯圆明国师遗芳录》载,建长八年(1256),慧开在书信中赠偈,并赠“御前升座法衣一领,东山七叶图一本,十段锦十幅,赐对法语二幅,无门自警关捩子一幅,先师月林观禅师躰道铭一幅。”[10]所谓的“东山七叶图”,指的是从达摩至神会的七位祖师,东山,即指五祖弘忍所在的蕲州黄梅东山,“一本”,疑为册页或折页的形式。《神会塔铭》(又名《大唐东都菏泽寺殁故第七祖国师大德于龙门宝应市龙首腹建身塔铭并序》)中载:“粤自佛法东流,传乎达摩,达摩传可,可传璨,璨传道信,信传弘忍,忍传慧能,能传神会。宗乘七叶,永播千秋。”[3]137慧开将这些法衣、法偈、图像和书法赠予日本僧人,应有将南宗禅东传日本的目的之所在。除此之外,在成书下限为日本贞治四年(1365)《佛日庵公物目录》的“应化圣贤”中,有“六祖一铺”(兀庵赞),“三祖一铺”(佛光赞),“四祖五祖一铺”(天目赞),这些很可能是“东山七叶”这类列祖图中的部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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