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21)-083-08 DOI：10.13399/j.cnki.zgwxyj.2021.03.012 中国的小说在晚清以前被视为“小道”，相应的小说批评在二十世纪以前也从未进入主流文学之席。但明清小说的兴盛还是促成了小说批评的不断出现，即使这些批评琐碎、零散、不成系统，其对明清小说的形态、叙事、文笔等各方面内容的评论与归纳仍不容忽视，其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批评的影响更值得揭橥与追问。 晚清以降的中国小说批评从肯定小说的价值开始，经中西小说、新旧小说之辨，到撰写小说史、推出小说家、及时点评新刊作品而发展壮大。清末至民国的小说批评曾繁荣一时，虽然批评者忙于规定小说的创作标准、引导小说的创作潮流，忙于建立新的小说创作秩序，但亦免不了对传统小说批评的回顾与检讨，毕竟当时的小说批评首先是建立在对古代小说批评的继承和反思上的，其次才是对西方小说批评理论的“拿来”和借鉴。古代的小说批评大抵有笔记杂谈与圈点评论两类，内容或摘录小说相关文献，或速记文本阅读感受，总不外乎发旨抉微、衡文断辞。鉴于这些对作品的意旨、结构、文辞的论说，清末民初的小说研究者一方面倾心于对旧有小说史料的考索与整理，另一方面也注重对旧有小说批评理论及方法的探讨，小说批评的正当性与必要性由此确定，清末以来对古代小说批评之批评亦由此展开。 一、小说当有批评语 清末士人在赋予小说价值的同时，也赋予了小说批评以合法正当的地位，毕竟对小说价值的判定本身就已是一种批评话语。1897年《国闻报》上连载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一文可谓是小说获取“名分”之始，到1902年梁启超等人在《新小说》杂志上呼吁“小说界革命”，小说逐渐可与诗文等文学体裁相提并论。同样地，对小说批评的肯定也大约出现于此时。 按，有清一代学人其实早已关注到金圣叹等人的小说批评，只是未能将金、毛等人的评点定义到“小说批评”的高度。差不多直到邱苇萲所撰写的《金圣叹批小说说》(十则)，小说的批评文字才开始被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批评门类而受到重视。在该文中，邱苇萲不仅盛赞金圣叹对小说的批点，还对张之洞的“小说批评语”观点进行了反驳。据邱苇萲言，张之洞认为“小说批评语”无助于考据、词章与义理、应该“恶之避之”①，而邱则列举出“小说当有批评语”的四大原因以驳斥张之洞，进而还指出小说批评语“是天地间一种诙谐至趣文字，虽曰小道，不可废也，特圣叹集其大成耳。前乎圣叹者，不能压其才，后乎圣叹者，不能掩其美。批小说之文原不自圣叹创，批小说之派，却又自圣叹开也。圣叹顾何负其才，圣叹复何负于众，而张氏反以小说批评一派小之耶”②。此言不是针对金圣叹批语的具体观点、是非而发，而是针对“小说批评语”这种文字的形式而发，是对小说批评进行的价值判断，并总结出“批小说之派”，这实际上就已将古代的小说评点视为一种“文类”，甚至上升到了一种文学评论的高度。 《金圣叹批小说说》收录于邱苇萲的笔记《菽园赘谈》，此笔记所刊时间恰好也是1897年。他在该书《小引》中言，此书“自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二月起稿，越年丁酉五月成书”，因此清末“对小说批评的正式肯定”可以说与“小说之获得地位”同时发生。而且也约于此时学界文坛在肯定“小说批评语”的问题上开始达成共识，如1904年《新小说》的主要撰稿人浴血生在讨论小说时曾言，“良小说得良批评而价值益增，此其故宜人人知之。然良小说固不易得，乃若良批评，则尤为难能而可贵者也。”③又如蒋箸超1919年批评古今小说时曾说： 有作小说家，不可无评小说家。盖作者不能自为评，亦不宜自为评也。何谓不能自为评？一书之成，其谋篇若何，布局若何，运意若何，铺叙事实若何，选用古典若何，摛佳句、选佳字若何，层层敲剥，千辛万苦，始成一巨帙，精神之耗费，已在不可知之数，如必再加评语，更无别绪可抽，此不能者也。何为不谊自评？……(圣叹)至于评《三国》，则火气全泯，一以纯正之论调，锐利之眼光出之。其章首读法，尤能独见其大，与逐回细评，不相犯复……此实评小说之圣手也。④ 其言不仅指出小说必须有评论，必须由他人评论，还特别肯定了金圣叹的批评才能。可以说，自清末以来，小说批评的价值也切实地被时人所看到，不仅上层学人，一般的小说创作者与读者也均投入到了“小说批评”的行列，这从民国间报刊上层出不穷的小说话、小说闲评文章即可看出。 然而关于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批评，时人却有不同之见解。从邱苇萲评价金圣叹的评点来看，他应该认为晚清以来的小说批评并未中断过。他自己作于1897年的《菽园赘谈》卷四之《小说闲评》是小说批评，他同时期的士人延用传统“小说读法”对《红楼梦》《水浒传》等书所撰的“剳记”“偶评”之类的文章也是小说批评。但与此同时，另一种主张则认为民国元年才出现真正的小说批评。 胡寄尘在他的《小说管见》中说：“小说自是一种文艺，诗有话，文有谈，小说亦不妨有论。小说之有评论，始于民国元年之《太平洋报》，但所论多不确当，无足取者，自后六七年来，小说盛行，而评论独付阙如。今小凤首先提倡，著《小说杂论》，继者踵起，《日报》小说栏中，时见有此项言论。《小说新报》且又预告另添论坛一类矣。”⑤显然，他认为的“小说评论”与邱苇萲所说的“小说批评语”略有不同。按，民初《太平洋报》上刊载的小说评论“虽多不确当”，但到底跳出了传统小说批评的模式，而叶小凤的《小说杂论》单行本(出版于1919年)是从小说的价值、文体、特点、写法以及时下新刊小说的水平等方面进行综合论述的，与古代小说批评以一部或数部小说文本为主的阅读式批评迥乎不同。胡寄尘自己的《小说管见》也与《小说杂论》一样是从点评时新小说作品的角度出发，与古代之“读法”不同。而这种不同应该就是胡寄尘判定“小说评论”始于1912年的理由。但事实是，跳出突破“小说批评语”模式的小说评论在1912年之前已经出现，如前文提到的《新小说》诸撰稿人所写的《小说丛话》，又如天游1911年在《民立报》上发表的《小说闲评》等，都与胡寄尘自己的《小说管见》在形式、体例上及所谈论题较为相近，都是小说已有“评论”的力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