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21)03-0091-07 DOI：10.15991/j.cnki.411028.2021.03.014 《史记》作为正史之首，不仅在史学领域有着崇高的地位，同样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张新科先生提出唐宋古文运动奠定了《史记》文学经典的地位。①古文运动之后，明代学者对《史记》的文章学价值进行了深入发掘，最终确立了《史记》的文章学经典地位，对此前人已有论述，②然其视角多从评点内容出发分析明代的《史记》研究成就，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评点的载体——选本所具有的研究价值。在《史记》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中，各类选本起着特殊的作用。在科举文化背景下，作为兼有文学传播、接受与批评多重属性的载体，选本对经典的传播之功可能超越其他任何方式，而立足于科考的选本研读与技法分析对经典的研究之深也远胜其他。一方面不同时期选本所选篇目的变化反映了接受视野的变迁，另一方面选本所伴随的各类评点又揭示了文章学的发展历程。明代是《史记》选本最为繁盛的时期，本文将各类《史记》选本分为古文选本选《史记》和专门的《史记》选评本两类，以此为视角探究明代《史记》文章学元典地位的确立过程。 一、由道入文：《史记》进入古文选本的历程 作为古文的一部分，《史记》并非从一开始就被列入文选，其被选文家接受，乃至逐步成为古文典范，经历了漫长的历程。自魏晋文学自觉时期开始，中国典籍逐步走向了文章与学术两条道路。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文选》持“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选文标准，除了史书中少数赞、论、序、述等被认为是文学作品外，一般并不收录经、史、子等学术类著作。在这一标准下，《史记》并未进入选文家的视野。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史记》因其所具有的开创性史学价值，被限定在学术范围内进行讨论。至中唐，随着政治与社会形势的需要，韩愈、柳宗元等人为复兴儒学而宣扬“古道”，其宣扬“古道”的主要方式便是学习“古文”。“文以明道”是其基本的思维逻辑。在韩、柳发起的古文运动中，《史记》成为重要的取法对象而被学习乃至模拟。唐代古文运动，被北宋欧阳修等人发扬光大，欧阳修主张“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在道与文的关系中强调道的主体地位，所谓“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③。道之为体，文之为用，正是在这种思维逻辑下，欧阳修同样主张借“古文”来学习“古道”。南宋朱熹等理学家继承了欧阳修的文道关系认识，“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④，由此更进一步认为道与文不可分割。基于此，朱熹在致力于传授理学的过程中，也注意行文之法的传授。古文成了朱熹的首选，所谓“文字自有一个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贴这天生成腔子”⑤。与朱熹同时期，同为南宋重要理学大师的吕祖谦更是将理学与古文融为一体，专门编写了《东莱博议》和《古文关键》等选本以教授古文技法。朱、吕之外，南宋其他理学家也编有古文选本传世，如楼昉《崇古文诀》、谢枋得《文章轨范》、真德秀《文章正宗》，等等。可以说宋代古文选的出现以传道为首要目的，《史记》以载“古道”而进入选文家的视野。这在早期古文选本所选《史记》篇目与内容上有直接体现。楼昉《崇古文诀原序》称：“文者载道之器，古之君子非有意于为文，而不能不尽心于明道。”⑥按此目的，于《史记》仅选录《自序》和相关的《答任安书》(《报任安书》)。真德秀《文章正宗·纲目》称“今所辑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其体本乎古，其指近乎经者，然后取焉，否则辞虽工亦不录其目”。其所选66段《史记》文本仅涉议论与叙事，议论“或发明义理，或分析治道，或褒贬人物”，叙事强调“若夫有志于史笔者，自当深求春秋大义，而参之以迁、固，诸书非此所能该也”⑦，并且对议论的重视明显高于叙事，故而在选录《史记》时往往局限在论、赞、序部分。《文章正宗》对后世选本影响很大，《四库全书总目》称：“至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始别出谈理一派，而总集遂判两途。”⑧宋代其他选本如汤汉《妙绝古今》、陈仁子《文选补遗》等在选录《史记》时皆表现出对道的高度重视。 明初宋濂指出：“世之论文者有二：曰载道，曰纪事。纪事之文当本之司马迁、班固，而载道之文，舍六籍吾将焉从？”⑨将文章分为载道与纪事两类，而把《史记》归为纪事。但是受宋人重道轻文的选文原则以及明代的复古思潮影响，明人对《史记》的接受并未限于叙事，这集中体现在明代选文家在选录《史记》时往往集中在有明显义理论说特征的论赞文本和部分传记。与宋代选本选录篇目密切相关，明初朱
《文章类选》选录《史记》传记仅有《屈原传》《孟子》《荀卿》三篇(属《史记》两篇)。吴讷《文章辨体》所涉《史记》史传只有《孟子荀卿列传》。刘节《广文选》虽出于《文选》所遗之多，“故广之，以备遗也”⑩的目的，然除了序、论、赞外，所载传记也局限在《伯夷传》《庄子传》《孟子传》《屈原传》《循吏传》《司马季主传》及《太史公自序》等明显偏重义理的篇目，甚至特意重出了《自序》中司马迁答壶遂一段义理论说，而题为《答壶遂》。李伯玙《文翰类选大成》除叙事外，传记同样只选录《伯夷传》《屈原传》《孟子列传》《荀卿列传》。这显示出早期古文选本在选录《史记》时的明显蹈袭现象。在篇目内容基本承袭的情况下，各选家的新意往往是有关文本的不同解读。从南宋开始，古文家在选文的同时，就采用了一种迥异于前人的文章评点方式解读其义理、史识与辞章。随着科举场屋之作的需求，这种包含了细致的篇章分析和创作技巧总结的文本细读评点方式的实用效果逐渐显现，并逐步成为各类古文选本新的重心。明代古文选本几乎都包含了针对文本的具象评点，包括总评、评注、行批、眉批、夹批等方式，以及“·”“、”“Δ”“○”等符号。古文选本原本重道的第一位性逐渐让位于重文。这首先体现在选本对文的深入讨论，根据编选特点，出现了选本的类别化现象。或如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之类以“辨体”为主要目的，或如唐顺之《文编》、陈仁锡《古文奇赏》、归有光《文章指南》、屠隆《钜文》之类旨在教授具体古文技巧，逐步形成一种师法门径，而焦竑《中原文献》、冯有翼《秦汉文钞》、顾祖武《集古文英》之类直接针对应举。这些古文选本，皆有《史记》选录，《史记》的文章学价值得以被深入发掘。以嘉靖(1522-1566)为界，明代古文选本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选本以“载道”为主要目的，“道”居第一位，对文章的审美特征不够重视；后期，特别是万历以后，选本数量大增，选篇风格也趋于多元化，文的价值得以彰显，出现了一些很有影响和价值的文学评点选本。(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