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21]08-0083-09 一、引言 优化儿童发展环境，切实保障儿童发展权不仅是国际社会政策研究的重要议题，更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就强化国家社会治理与保障体系建设所确立的重要环节，对解决国家“一老一小”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影响儿童发展的因素有很多，特别是与家庭社会经济水平的关系尤为密切。大量研究显示，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医疗卫生保障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商业医疗保险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如美国)，即便像英国这样全民医保已经十分健全，医疗服务全民可及性与可负担性水平很高的老牌福利国家，其国民家庭收入与儿童生理、心理、认知及学业发展之间依然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联性——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儿童的健康状况往往越好。对此，国际学界将之形象地称为儿童发展与家庭收入的“梯度”效应(Child health-family income gradient，以下简称“收入—发展”梯度)。它不仅是国际儿童健康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同时也是各国政府通过“现金转移”(cash transfer)等社会救助及财政补贴措施提高困难家庭收入，改善儿童健康状况最主要的政策依据之一。 目前，国际学术界对“收入—发展”梯度效应的讨论大多集中在诸如英国①、美国②、澳大利亚③、加拿大④、德国⑤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仍然十分薄弱。事实上，近年来加强面向困难家庭儿童的社会安全网(social safety nets)建设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国际共识，被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政府接受并付诸实践。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尽管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与经济发展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贫困儿童的规模仍然庞大⑥。据统计，2017年中国城乡低保人口中未成年人达到723.6万，其中城镇205.4万、农村509.2万，占总低保人口的13.6％。特别是在集中连片的特殊困难地区，更是有超过4000万儿童的健康与发展状况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⑦。对此，中国政府在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着力通过全面推进“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提高各项救助的财政补贴水平，改善困难家庭儿童的健康与发展状况，充分保障其生存与发展权益。 鉴于此，本文将以家庭收入与儿童健康发展关系为切入，利用“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项目数据，在深入考察家庭收入影响中国儿童健康发展内在机制的基础上，实证评估现行社会保障政策对困难家庭儿童健康干预的政策绩效。 二、文献综述 家庭收入与儿童健康发展的关系一直是国际儿童健康与社会政策界关注的热门议题。大量实证研究显示，儿童生理、心理、认知及发展行为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ocial Economic Status，SES)，特别是家庭收入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性⑧。具体来说，已有研究针对“收入—发展”梯度效应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收入—发展”梯度的年龄效应。尽管“收入—发展”梯度被证实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但其主要发生在儿童成长的哪一阶段，即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收入—发展”梯度分化究竟是会不断加强还是渐趋弱化，学界对此仍然莫衷一是。总体来说，已有研究大致形成两种观点：持“强化”说(也称“The adolescent-emergent model”)的学者认为，“收入—发展”梯度在较大年龄(8-16岁)儿童群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这是因为，一方面，低收入对儿童健康的消极影响具有明显的累积性。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这种累积效应会从家庭及同辈关系等多个渠道释放，因而会对儿童健康产生更加显著而不利的影响；另一方面，Condliffe和Link基于美国儿童调查数据发现，困难家庭儿童比高收入家庭儿童在成长阶段会遇到更多新的健康冲击，而且往往更难从过去的健康损伤中(例如慢性疾病)恢复⑨。因此，因家庭收入差异而出现的健康分化会在年龄较大的儿童群体中更加明显。相反，持“弱化”说(也称“childhood-limited model”)的学者认为，幼儿及低龄儿童往往更难以应对因贫困而带来的外部健康冲击，因此抚育条件(如哺乳时间)、家庭条件、父母生理与心理健康及生活环境对儿童健康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儿童发育的早期阶段。如Chen等基于英国调查数据发现，“收入—发展”梯度效应集中发生于幼年阶段，随年龄的增长反而逐渐弱化⑩。 第二，“收入—发展”梯度的形成机制。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在进一步控制诸如儿童营养状况、父母精神状态、健康行为、居住环境以及父母对儿童健康投入等因素后，家庭收入对儿童健康发展的影响效应明显减弱甚至消失(11)。这说明，家庭收入对儿童健康的作用机制是复杂多样的，前者往往通过不同的渠道对后者产生影响。概括来说，目前国际学界对“收入—发展”梯度形成机制的研究主要基于两种理论：其一，家庭(家长)投资/过程理论，该理论一方面立足人力资本投资的视角认为，低收入(贫困)不仅会限制家长对儿童发展，特别是认知与学习能力的投入水平(12)，同时也无助于家长为儿童健康的持续改善提供更好的生活、饮食、医疗卫生及居住条件。另一方面从家庭发展的角度，注重父母的职业教养及健康行为对儿童健康发展的影响(13)。其二，家庭(家长)压力理论，该理论主要从发展心理学的视角强调贫困会增加家庭的生活压力，使得家长更容易出现健康受损并长期处在负面、压抑的情绪之中(14)。这种状况不仅会对儿童的心理、行为产生直接的消极影响，还会通过引发父母“不当”的养育行为和生活方式，间接地阻碍儿童的健康成长。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证据都显示，家庭压力更多地来自母亲。母亲的精神状态(maternal mental health)，特别是抑郁情绪尤其不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对他们的自评健康、认知及行为等方面都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15)。总之，家庭投资/过程与压力理论为考察“收入—健康”梯度的形成机制提供了有效的解释框架，也得到越来越多实证研究的证实。例如，Violato等人利用英国3-5岁儿童调查数据发现，在控制家庭投资与家庭压力相关变量后，收入对儿童社会情绪行为的直接影响大幅削弱甚至消失(16)。除此之外，近年来社区环境作为影响“收入—健康”梯度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引起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发现，困难家庭不仅无力改善儿童的居住条件，同时贫困的“集聚性”也会使得他们所处的社区在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及社会治安条件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高收入家庭所处社区，社区环境的不利同样会对儿童的健康与发展产生诸多消极影响(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