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感到生存压力过大，每日的时间安排可以精确到小时甚至分秒。大量的青年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时间管理术、时间提醒软件测评以及碎片化时间的使用技巧。时间成为一种稀缺资源，社会越是发达，时间的稀缺性越明显，这一稀缺似乎使时间变得更加集中和隔离，各种形式的活动都被给予特殊的时间，时间不仅作为一个序列紧密排列，而且成为各个事件的边界条件[1]。这种时间稀缺感被一些学者归纳为时间荒、时间焦虑或者时间贫穷。个体对时间紧迫感的心理体验或者是因为任务多、难度大、时间不够用而加班加点感到身心疲惫，或者是因为在制度性时间的节奏中难以实现个人目标而通过挤压休闲时间延长工作时间以达成目标实现[2]。时间荒带给人们的时间压力被心理学家称为“时间流逝感”，不同年龄、不同生活状态的人对时间流逝的感受是不同的，这是缘于在两个时间点中嵌入事件多少不同产生的相对时间感。比如，小孩子的时间流逝感不强，时间压力不大，往往感觉时间过得太慢；青年人往往觉得时间不够用，过得太快，流逝感强，产生时间焦虑。个体对焦虑的缓解方式千差万别，然而有很大比例的青年群体选择用熬夜来应对时间压力，通过压缩一定的睡眠时间用于工作、娱乐、充电等，获得缓解时间焦虑、延长生命时间的心理体验。 熬夜晚睡已成为当代青年的生活方式之一。有研究估算，中国约有1.3亿的90后年轻人有晚睡熬夜的习惯，晚睡熬夜等睡眠问题已成为全球性的课题[3]。学术界部分研究已对青少年的熬夜问题进行了探讨，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熬夜与健康的关系。熬夜侵占睡眠时间，势必造成睡眠质量受损，对身体和心理健康都不利。熬夜的危害包括对身体和心理素养以及运动能力的影响，甚至导致一些疾病的发生[4]。睡眠一旦出现问题，会对青少年的记忆力、注意力、自制力、社会情绪功能等方面带来负面影响[5]。另一类是熬夜的心理机制。研究发现在青年中的报复性熬夜现象较为高发。“报复性熬夜”的大学生存在自卑情结，他们的行为表现属于一种失败的过度补偿现象，实质是通过熬夜来弥补自身心理的不适或发展自己的优越感[6]，报复性熬夜现象与手机成瘾、时间管理密切相关[7]。第一类研究着重探讨的是熬夜引发的不良后果，第二类研究旨在发现熬夜行为的发生机制。本研究更加关注第二类问题，即研究熬夜行为的发生机制。时间荒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日常体验，熬夜更是家常便饭，他们明明知道熬夜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但仍然不得不或主动或被动地牺牲睡眠时间以延长工作时间，挤压个人的自由时间。由于在正常的工作节奏、强度和制度性的工作时间要求的截止日期之前无法完成任务，部分青年不得不加快节奏抑或加班加点。利用熬夜换取时间实现个人认同价值的青年群体并不在少数。一项针对中国年轻女性的熬夜行为调查显示，她们熬夜的行为主要包括“工作搬砖”“学习充电”“照顾家庭”“休闲娱乐”以及“没有特别的事情，习惯性熬夜”[8]。作为对自己的补偿，他们一方面想着“熬夜是因为工作需要，迫不得已”，另一方面又想着“白天那么忙，晚上当然要用来消遣”“熬夜没问题，夜深人静才是自己的时间”，有着矛盾的熬夜心理。 熬夜行为并不仅是被动型的迫于工作压力而不得不为之的，也不仅仅是单纯的青年个体问题，还与青年当前的生活境遇相连，与他们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涉及社会中所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制度化问题。因此，对青年熬夜行为的研究也就具有了更为宏观且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在既有研究中，人们对于时间资源的稀缺性、压力化生存、时间结构的形成与变迁等问题的探讨为熬夜行为提供了分析概念与关系框架。熬夜，既可以是个体一天中的具体活动，也可以是为了完成组织任务而嵌入到制度化时间中的行为，还可以成为我们认识当代青年生活状况的一种现象。时间是嵌入在行动系统中的一种内生变量，只有把握到时间的社会文化意义及其与社会互动之间的具体关联，才能真正理解青年熬夜行为的缘由。青年在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压力下仍然能够选择通过熬夜来弥补制度性时间的不足，而不是放弃或逃避，是新传统主义价值观与市场文化的有效结合[9]，作为嵌入在制度性时间中的熬夜行为具有了“文化嵌入性”[10]。青年的熬夜时间既是自己的又不是自己的，“夜深人静才是自己的时间”体现出青年意欲摆脱受控制的时间自主性，回归到自己的内心，无论是学习充电还是休闲娱乐，抑或是主动加班，实现对时间的掌控，完成自我设定的具体目标，达到个体在金钱、权力和地位上的改变而选择的熬夜，是试图将时间从既定的社会结构中脱嵌出来，这是一种新自由主义价值观所驱动的熬夜行为。 因此，本文选取时间社会学的视角，对熬夜行为的时间因素进行分析，试图从时间嵌入性和时间脱嵌两个维度探讨青年熬夜行为的缘由，并在此基础上厘清熬夜行为的时间结构性。熬夜行为与诸多的新生青年现象彼此关联，是特定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也是当代青年不可摆脱的生活境遇，将青年的行为特征纳入整个社会变迁的节奏中，亦有助于我们把握青年的代际更替和自身发展。 二、文献回顾 1.嵌入性理论：一种分析视角 波兰尼和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思想被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两种学术取向。波氏的贡献在于提出了经济的整体性嵌入观，认为人类的经济是嵌入在其社会关系之中的，经济制度被浸没在普遍的社会关系之中，市场仅仅是某个制度设置的附属特征，市场尽管存在，但是处于社会的边缘位置，其重要性还不及其他制度模式[11]。在这里嵌入性体现了两个事物之间的互动和依存关系，主要是讨论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波兰尼从市场的实体性嵌入来阐释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市场是社会的构件，从社会结构中衍生出来，属于社会经济子系统的一部分。而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思想的核心意涵在于强调了行动者的重要性，把人看作是嵌入于具体的、持续运转的社会关系之中的能动者，行动者自身的亲属朋友关系、社会交往中的信任关系等构成的社会网络维系了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12]，“大多数人类行动都几乎是嵌入在个人关系之中的，包括经济行动”[13]。在此，格兰诺维特提出了经济行为的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即经济行为同时受到微观层面的个人关系网络和宏观层面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双重影响，经济行为受到个人关系网络影响比较好理解，那么又是如何与宏观社会关系网络发生勾连呢?社会网络中人际互动所产生的以信任、文化、声誉等作用机制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会对经济行为产生影响。“经济行为”是主体，“社会关系”是客体，“信任、文化”等则为嵌入方式，格兰诺维特对嵌入性理论的发展在操作层面提供了指导。之后的学者对嵌入性理论不断丰富，弥补了格氏理论中忽视政治、文化和制度因素对经济行动影响的缺陷，在政治嵌入和文化嵌入视角上做了一定程度的补充。经由后续学者的理论演绎和实证研究，嵌入性逐渐显现出较强的理论解释力，刘易斯(Lewis)和威格特(Weigert)具有创见性地提出了时间的“嵌入—分层—同步”理论分析框架[14]，提出在个人、群体、社会的不同层面，时间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源于自身具有嵌入性和分层的结构，而协调同步则是社会期望达到的结果。时间被划分为微观层面的个人时间，中观层面的非正式互动时间和正式的组织时间，以及宏观层面的社会文化整体时间，个体时间嵌入组织时间中，同时个体时间和组织时间又依次被嵌入整体时间中，社会时间出现多重性和复杂性。嵌入性构成不同层次的时间交叉，从而产生时间分层，进一步要求协调和同步[15]。嵌入性理论是一种方法论上的突破，具有高度的理论抽象性和广泛解释力，为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提供了新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