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种推崇“优逝”(good death)的话语开始在学界及社会上兴起，与此同时，安宁疗护(hospice and palliative care)作为实现优逝的制度载体也得到广泛宣传和推广。①典型的优逝说法如：“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及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的全优生命质量系统工程，不仅需要优生、优育、优活，而且还要优逝”(陈静、王爱平，2019：2792)。安宁疗护专家对优逝的界定除了以缓解症状取代积极治疗外，还包括临终者能够接纳死亡、迎接死亡，并与医护人员、家人、其他照料者一起完成一个有尊严且安宁，甚至是祥和的死亡过程(参见Kellehear，1990；McNamara，et al.，1994：1501-1503；张新庆等，2018)。优逝话语常常批评中国文化对待死亡的态度，大多数研究认为，要在中国进行“移风易俗的系统工程”(刘瑞祺、李小梅，2014：6)，并对民众进行“死亡教育”(唐鲁等，2015)。②这似乎意味着当下中国社会对待死亡的态度尚不够“优”，但优与不优如何判断，必须以这些特定的道德话语标准来衡量吗?例如学界与媒体常引用的“死亡质量指数”国家排名，实际上就是由从事“优逝”工作的圈内人制定的，③但在现实生活中，中国人的死亡观到底呈现怎样的道德形貌呢? 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对于死亡的社会安排也正处于转变与“建构”的过程之中。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条件提升和生物医学的突飞猛进，现代人的死亡原因已经向老年退行性疾病、慢性病转变，中国也不例外。最显著的转变是死亡已经普遍发生在医疗环境之中，临终者通常有一个医学化的“病人”身份，在死亡之前接受医疗技术干预被视为理所当然，当下的死亡也常常在治疗以肿瘤为首的慢性病的过程中发生(Chen，et al.，2016)。因此，要了解当代死亡所呈现的道德形貌，就有必要到医院进行田野工作。 我在博士后阶段的学习与工作中，参与了一些安宁疗护人文关怀体系的建设工作。从2019年初开始，我以实习生的身份在一个肿瘤科病房进行田野调查，近距离观察到众多家庭应对死亡的过程。这是北京某医学高校附属医院的中西医结合肿瘤科，有超过100张床位，常常接收比较严重的癌症晚期病人，因此病房里常有病人去世。北京拥有全国最优质的医疗资源，在肿瘤诊疗领域，尽管该科室比不上更顶级的医院，但也处于全国中等的位置。因此，这里汇聚了来自不同阶层的肿瘤患者，有家境富裕前来疗养的，也有经济状况一般前来接受治疗的，还有许多从外地赶来寻求最后一丝希望的农村患者。如此复杂的患者构成让我能够不限于某一个阶层，而是以更丰富的视角观察当代中国家庭应对死亡的过程。 在田野中我发现，当代中国家庭自有应对死亡的方法，其背后也有支撑这些做法的道德逻辑。当有成员罹患重大疾病且面临死亡时，家庭内部往往会形成强烈的道德氛围，而且不同阶层的家庭会展开迥异的道德展演。为了呼应以理论化的经验书写涉入当代世界的人类学思潮(Rabinow，et al.，2008)，本文以从医院获得的田野材料为基础，与既有的关于死亡的社会理论及人类学研究对话，将当代中国家庭面对死亡的日常道德实践问题化，试图捕捉在社会变迁的时刻，同样被问题化的死亡正在发生着怎样的道德形构。在进入民族志场景之前，本文先对关于现代死亡的经典研究做一个反思性的回顾。 一、关于现代死亡的社会理论与社会想象 (一)道德的死亡社会学 20世纪后半叶，多位社会理论家曾探讨过现代社会中的死亡问题，形成了关于死亡的社会理论脉络，并在整体上塑造了对现代死亡的道德批判倾向。 结构功能主义学者塔尔科特·帕森斯(Parsons，1963)堪称该脉络的开创者，他从社会整体调性的角度入手，指出现代社会处理生命与死亡的技术能力比起传统社会有了极大的进步，因而后者对于死亡的宿命论开始转变为现代社会积极干预、理性应对的倾向，随之发展出了一整套应对死亡的制度化手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现代医疗体制。另一位社会学家罗伯特·布劳纳(Blauner，1966)则将死亡置于社会结构的变迁中来观察，认为随着人口规模、人口结构、社会基本组织模式的变化，现代社会发展出了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死亡安排机制。在人口不超过几百人的传统部落中，死亡是突然的，是对部落存续的威胁，必须通过仪式进行象征性的调解；而在人口规模更大的现代社会，物质、技术条件的提升带来了人口的老龄化，老人的社会功能大多在退休前完成，因此死亡变得个体化，不再影响整体社会。同时，借助现代医学技术，死亡变得可以预测，由此形成了一套标准化、制度化的死亡应对手段，甚至可以将死亡与主流社会隔离。 通过与传统社会对比，这两位社会学家从社会结构、社会调性的角度界定了医学化死亡的基本特征，成为关于死亡的社会理论的开端。不过在后续的社会学研究中，法国社会史学家菲利普·亚力士关于现代死亡的论述则为更多人所引用。亚力士(Ariès，1974)描绘了欧洲文明由前现代到现代对于死亡的态度变迁：前现代的死亡是“驯顺的”(tamed)，死亡被视为简单而自然的事情，葬礼仪式可以化解死亡带来的失落感；到了现代社会，随着个体主义兴起，死亡从家庭转移到医院冰冷的墙壁内，死亡的意象被丑化，并被社会大众所拒绝和回避，死亡的过程也被边缘化、隔绝化。从前现代驯顺的死亡到现代边缘化、孤独的死亡，这一经典的死亡意象的对比不断被后来的学者所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