哺育中国:牛奶育婴与近代中国家庭结构及亲子情感变迁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书吟(1988- ),女,陕西西安人,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学博士,助理教授,主要从事近代妇女史、中共党史研究(西安 710049)。

原文出处: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家庭是个人社会关系的起点,也是考察社会变迁的重要单位。近代中国牛乳育婴的观念转变和实践效果引发了家庭结构及亲子关系的变动。一方面,代乳品在城市中的广泛使用成为传统宗族式大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型进程的催化剂,助推家庭的私领域化;另一方面,使用代乳品提高了城市中产家庭婴幼儿的存活率,同时对父职和母职提出了新要求:专业代乳品为母亲脱离哺乳的天然母职提供了便利条件,能够使职业女性快速结束哺乳期投入社会化生产,也能使新母亲从“养育”兼顾转向专注教育婴幼儿。而标准化代乳品也能使男性参与并决策婴幼儿的喂养事务,为塑造更为亲密的父子/女关系提供契机。这一更注重亲子关系的情感可视为近代个人主义在家庭领域中的体现。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21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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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21)05-0037-11

      中国统治者很早就关注到粮食问题的重要性。管子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本组文章以食为主题,黄咏晖的《五毒饼的厌胜风俗》、王书吟的《哺育中国:牛奶育婴与近代中国家庭结构及亲子情感变迁》、孙笑颜的《馋饮:酸梅汤与清以来北京城市生活》三篇文章,所论以五毒饼、人造奶和酸梅汤等食品展示日常生活的特性。中国传统饮食和西方传入的新式食物反映了中国传统时代到20世纪市民日常生活“民以食为天”的特色。

      民初时期,西方饮食是上流人士奢侈生活的重要象征,各个商埠的租界成为品尝正宗西方饮食之所。随着四大百货公司在香港和上海发展,以西方商业模式经营的公司,以时尚品味推广西式饮食,包括人造奶开始把西式饮食平民化,也影响新式母亲改用人造奶代替母乳。随着商贸与工商业向内陆扩展,那些以时尚品味为主调的西式饮食亦跟着进入内陆城市。在内陆城市化地区,西式饮食的潮流文化在20世纪30年代进入巅峰。随着抗战开始,中国城市化进程受到重大打击,西式饮食没有机会进一步走入乡村地区。民国时期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受到当地城市化和工业化影响,西式的饮食潮流亦只局限在那些城市化地区,在乡村地区的人们一直维持着他们的传统饮食习惯。

      作为区别于政治史、经济史的史学研究方法,将“日常生活”作为分析性概念和方法论,一方面能够对文献史料的认识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也能够从微观层面实现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进而加深乃至更新对中国社会近代化转型这一宏大叙事的理解。①近年来,随着研究视角的下移,传统史学中处于边缘的妇女、儿童群体的日常生活逐渐受到学界关注,育婴和哺乳问题被纳入社会史视野,家庭史和妇女史等领域诞生诸多成果,如从工业化生产进程考察对牛奶育婴功能专业化的推进作用,或从消费的角度考察牛乳和乳制品在上海、广州、天津等开埠口岸城市的普及过程②,亦有学者论及牛奶对家庭奶妈职业冲击引发的母职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女性婚育与妇女解放的思考。③

      相关研究有助于我们从产业形成、消费市场、政府监管、妇女解放、育儿实践等多角度深化牛奶普及对近代日常生活变革的推动作用,但仍主要聚焦于妇女群体(尤其是年轻母亲)和近代市政建设两大领域,较少以家庭为单位考察对家庭内部以及个人情感的影响,对传统中国代乳方式的认知稍显不足,因此无法更有效地通过纵向对比展现近代代乳方式变革产生的家庭革命。因此,本研究聚焦于家庭内部,在对传统育婴方式进行全面考察的基础上,通过关注牛乳育婴的观念转变和实践效果引发的家庭结构及亲子关系的变动,考察哺乳和代乳方式的改变,以期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变迁中把握家庭与社会的结构性转型,理解近代中国亲子关系与个人情感的变革。

      一、雇乳及动物、植物代乳品:中西比较视野中传统中国的代乳方式

      (一)传统中国多元混合的代乳方式

      探究传统中国代乳的方式是理解近代中国代乳方式转变的前提,既有研究对这一问题多有探讨。熊秉真通过中医典籍的记载搭建了传统幼幼之道的理念框架,即母乳和乳母之乳是传统中医推崇的婴幼儿食物,家畜乳汁可作为母亲无乳或缺乏雇乳的替代。④在上层社会中,生母亲自哺乳被视为辛劳,且有损母亲身体健康,加之哺乳会减少女性生育时间,因此雇乳成为上层家庭的主流选择。虽然少数母亲出于疼爱之情选择亲自哺乳,但极少数母亲选择亲自哺乳。⑤尽管选择乳母的条件十分苛刻,但雇乳仍为上层社会所青睐。熊秉真曾详细考察过传统上层家庭中选择乳母的生理和心理标准。⑥卢淑樱通过私人日记、小说和育儿记录等资料复原了医典理论在实际育婴中的运用情况。⑦

      这些研究虽然关注了哺乳方式的多样性,但往往忽视了上层和中层家庭。⑧加之展现底层社会哺乳方式的史料缺乏,对平民阶层,尤其是贫民群体较少涉及。因此,对传统中国代乳方式的整体性把握,应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育婴医书、私人回忆录、日记、文学作品等补充认知,并注意区分阶层、地域及代乳原因综合考察。

      和皇室、贵族育婴方式不同,中层的士大夫和富裕家庭的选择更为多元,新母亲以雇乳为主,自乳兼而有之。正如高彦颐(Dorothy Ko)展示的明清时期士大夫阶层的才女文化,这些“闺塾师”在成为母亲后,往往只承担教育子女的责任,哺育幼儿则交给雇佣的奶妈。⑨虽然传统观念认为养育包含的“喂养”和“教育”可以由母乳和母亲分工合作,但对一些看重天然母职的女性来说,“养”与“育”不可偏废,仍然选择亲自哺乳幼儿,亦有出于不夺他人幼儿奶乳选择亲自哺乳的状况。南宋诗人杨万里的夫人罗氏生育的四子三女“悉自乳”,未请乳母代劳。罗氏亲自哺乳的做法引发了诸多疑问,她以“饥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诚何心哉”回应质疑。⑩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母亲选择哺乳的信息主要通过与彰显女性慈爱的品德相关,个体经验和感受的直接记录存留较少。

      相对于选择更为多元的上层妇女,下层妇女主要以最为经济省钱的自乳为主。如果母亲无乳或少乳,一方面以低廉的价格雇佣同村或同乡奶妈;另一方面如经济紧张,可通过中介或中间人寻找周边恰好处于哺乳期且乳汁充盈的女性,民间称之为“搭奶”。这一行为通常不作为正式的雇佣关系,而以赠送礼物或钱财的方式偿还人情。(11)事实上,受条件限制,另一种普遍的代乳方式是使用谷物和植物的羹糊作为婴儿食物,以米粥、面糊、菜粥、菜汁和豆浆最为常见。随着近代社会识字率的提高,各类回忆录和乡村社会调查中保存了这些民间喂养方式。近代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的自传体小说《两户人家》生动地展现了传统乡村的哺乳策略。主人公可生降生在四川乡间一户贫农中。母亲熊氏产后无乳,纠结于选择何种代乳方式喂养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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