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制时代，自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被确立之后，孔子嫡裔衍圣公府端赖于“孔子的遗泽”和“专司孔林、孔庙奉祀事宜”的职能，一直稳固地享有历朝历代统治者在经济、政治及文化教育等方面赐予的一系列封建特权。“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衍圣公府大门两侧的这副楹联，便是制度化儒家形成之后，孔子嫡裔备受优渥、享有特权并与历代封建政权同兴共振的历史写照。但入民国后，在封建帝制和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已然终结的背景下，衍圣公府这一特殊的政治、经济实体何去何从，成为摆在新的当政者面前的一道难题。1914年2月20日出台的《崇圣典例》即是袁世凯令内务部“详稽故事”和“广征意见”后给出的一份详细答案。①该典例一方面在“世爵”“世职”等方面依循旧制，做出了有利于孔子嫡裔的规定；另一方面则将孔氏各项祀田“清厘升科”，剥夺了衍圣公依循旧制拣选委任“百户”官等方面的权力，衍圣公府在帝制时代所享有的经济、政治特权亦因此而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由此，孔子第76代嫡孙衍圣公孔令贻②起而力争，先后利用各种机缘与中央、地方政府进行博弈，最终规复了衍圣公府依旧制自行征收孔氏各项祀田租税以及自行选充“百户”(或曰林庙奉卫官)等方面的权力。 衍圣公孔令贻与民初当权者在《崇圣典例》修订问题上的博弈，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私利与政治权力的角力，它还隐含着新旧交替之际儒学思想与民国政治的纠葛，民国北京政府政治文化理念的变化，以及国家权力运转的实态等诸多复杂面相。梳理纷纭，揭示细故，既可再现当时衍圣公府与《崇圣典例》修订之争的复杂场景，又可揭示蕴藏在其中的丰富意涵。但由于相关资料的限制，学界对这一特殊的政治文化事件所进行的探究非常有限。就笔者所见，仅有耿云志在1974年撰写的《清末民初的“衍圣公”——孔令贻》一文，曾对《崇圣典例》的修订问题有所触及，但着墨不多，未能明其梗概。③所幸，在近期《孔府档案》的整理过程中，这批尘封多年的重要史料得以走出“深闺”。本文即以这批原始档案资料为主要依据，并辅以相关文献，对衍圣公府与《崇圣典例》制订及其修订的复杂过程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期深化对上述相关问题的了解和认知。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崇圣典例》出台及其对衍圣公府的冲击 曲阜的孔林、孔庙俗称“林庙”，与孔府统称为“三孔”。其中，孔林是孔子及其后裔的专用公共墓地，占地3000余亩；孔庙④是由孔子后人和历代国家政权在孔子故里建造，用以主祭孔子及其他儒家先贤的礼仪性庙宇建筑，兼具“家庙”与“国庙”两种性质；孔府，又称衍圣公府，是孔子嫡长孙世袭“衍圣公”的官署与府第，号称“天下第一家”，“专司孔林、孔庙奉祀事宜”。⑤ 孔府名下孔林、孔庙及其附属财产的存在与扩展，端赖于制度化儒家的形成和历代帝王的恩渥。众所周知，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经过孔子的“圣人化”、儒家文本的“经学化”、祀孔仪式的国家化、科举考试制度的规范化与程式化等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最终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和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维系的价值基础。⑥在制度化儒家形成及其于治国理政层面发挥重大作用的进程中，孔子嫡裔也备受推恩，并享有诸多特权。在政治上，自北宋至和二年(1055)开始，历经金、元、明、清直至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改封孔子第77代孙孔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为止，孔子嫡长孙被历代封建统治者以“崇德报功”的名义赐予世袭“衍圣公”爵位，负责祭祀孔子，管理孔林、孔庙以及孔氏族人、先贤先儒后裔等。在经济上，孔府被赐予大量祭田，鼎盛时期，一度坐拥祭田多达2000大顷(每一大顷相当于3官顷——引者注)⑦，至民国年间，尚有1068顷。⑧这些祭田专为祭祀孔子及其他儒家先贤所设，蠲免各种赋税、差徭，由衍圣公府自行收缴租税，“以供庙祀，余悉为衍圣公廪禄”。⑨在文化教育上，孔氏子孙被赐予优学优试的特殊待遇。正是凭借大宗主的特殊地位和制度化儒家形成后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恩渥，孔子嫡裔衍圣公府逐渐发展成为兼具官府衙门与私家府邸双重性质的特殊政治、经济实体。⑩ 近代以降，伴随着西力东渐和中国社会、政治与文化系统的结构性变迁，原本与封建帝制融为一体的制度化儒家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体制性支撑，并最终在科举废止和晚清帝国崩塌后走向解体。与之相应，端赖于“孔子之遗泽”，并与制度化儒家及封建帝制有着特殊胶着关系的衍圣公府所享有的一系列封建特权亦开始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亘古未有之制度变革的冲击。而在新旧交替之际，最触动衍圣公府神经末梢的，是新的当政者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推行尊孔祀孔的政策。因为孔子嫡裔衍圣公府之所以备受恩渥和享有一系列特权，主要在于其以国家层面的尊孔祀孔政策为依托，“专司孔林、孔庙奉祀事宜”的这一职责所在，其他相应的职责和权利都由此延展而来。 民国伊始，蔡元培执掌教育部后即下令停止尊孔读经，并拟将作为孔庙主体存在的文庙学田充为学校发展经费。对此，以孔教会为代表的尊孔派“深恐夺田即废祀之见端”(11)，遂起而抗争，但效果不彰。1913年2月，内务部通令各省都督、民政长清查各省学田充小学经费之后，文庙田产国有化的范围实际上已经由文庙学田扩大至文庙乃至全国各地的孔庙祀田，而文庙乃至全国各地孔庙庙产的管理权亦大都被当地的县知事或县署教育部门所剥夺。(12)需要说明的是，彼时教育部和内务部在推动孔庙“庙产兴学”的进程中，并未叙明将曲阜阙里本庙排除在外，由是，曲阜孔氏祀田“清厘升科”和林庙管理权易位亦自是题中应有之义。由于事关根本性利益，衍圣公府势必不愿接受这样的制度安排。事实上，正如当时《圣教杂志》所报道的那样，“自废止祀孔问题起，曲阜衍圣公孔令贻即晋京运动……因范总长萧规曹随，不欲反对蔡前总长所主张也”，故此，尽管袁世凯将此事饬令教育部核议，但“部中仍持信教自由之说，不肯取消议案”。(13)不过，衍圣公府并未就此止步，而是继续利用各种机缘进行力争。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宣誓就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孔令贻旋即赴京“请期觐见”，并拟献上阙里圣庙碑碣拓文和前代冠服，恳请“圣裔一切仍旧”。(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