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21)10-0053-13 自鸦片战争以后，列强骎骎东来，中国与外部世界发生密切的联系。目前学界对晚清中外政府之间博弈和斡旋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果，但同时期外国居华侨民群体得到的关注却相对较少，至于专门探讨外国居华侨民与晚清中国政局的研究则更少。既有关于近代西人在华侨民群体的研究，多着眼于某一国在华侨民群体的发展史，及其对所处租界的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影响①。至于专门探讨西人在华侨民群体与晚清时期中国政治、中外关系的研究，较著者应属英国学者伯尔考维茨(N.A.Pelcovits)的研究②。有关美国居华侨民与晚清中国的研究，至今仍十分薄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中华协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hina)③因其存续时间较长，在当时上海租界侨民中具有相当影响力，资料保存比较完整和连贯，且对晚清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作出了持续的观察与因应，成为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对该会的历史活动进行追溯，有利于揭示居华美侨在晚清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 创办缘起 自来华之日起，留居中国的美国侨民便要求华盛顿政府采取积极举措保护其在华利益，但当时美国立国不足百年，迭经战乱，既有内政待理，又忙于确立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因此不愿在远东注入太多精力。及至南北战争结束，美国经济、社会复苏，华盛顿政府虽有不少决策者有意对中国采取积极政策，但因美国在远东利益微末及孤立主义的传统，中国仍较少进入美国民众视野。因此，在19世纪末之前，华盛顿政府对居华侨民的要求常常漠然视之。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势出现转机：列强纷纷在华确立势力范围，而美国也具备了侵华的野心与能力。经过镀金时代(1870-1890)的洗礼，美国综合国力飞速增长，赶超欧洲列强；与此同时，美国人对生产过剩的危机感也与日俱增，愈发倾向于在远东进行殖民扩张。 在上述过程中，美国在华商业和传教利益的迅速扩张，是美国政府对华政策转向的重要推力④。19世纪末，美国商人基于在日本市场取得的进展，笃信人口密集且有大量未开发市场的中国，可以无限吸纳美国的过剩商品，开始鼓吹“中国市场的神话”。1897年，美中贸易第一次实现顺差，美国出口至中国的商品总值增长迅猛⑤，同时，美国对华贸易额在其外贸中所占比重也逐年上升⑥。这样，流传已久的“中国市场的神话”得到了有力的初步验证。不过，这在鼓舞美国在华商业利益集团的同时，也加深了他们对中国被瓜剖豆分前景的忧虑：当时美国迅速发展的南方棉业，主要面向出口贸易⑦，而当时的中国正是美国南方棉纺织业产品最重要的市场⑧，因此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动，严重威胁着美国在华商业利益。鉴于此，美国从事对华贸易的商人群体格外强调中国市场的贸易机会均等，并再三警告美国政府决不能轻易被摒出这一重要市场。除商人外，美国传教士也扮演了重要角色。19世纪末，当美国在华传教事业取得较大进展之际⑨，长江流域出现了一系列教案。于是，美国传教士及其所属教会借机要求华盛顿政府干预。由于这些宗教游说群体的政治份量和传教事业对于促进商业发展的间接价值，美国政府不得不对其意见表示重视。 在上述两大力量之外，19世纪90年代末风行美国的帝国主义思潮也为美国的殖民扩张提供了理论武器⑩。“边疆学说”代表人物特纳(Frederick.J.Turner)提出在国内边疆已到尽头的情况下，美国有必要进行海外扩张；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则借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为美国垄断资本及其扩张主义政策张目。此外，美国政治地理学家进一步判定太平洋海域为未来列强争夺的要冲，布鲁克斯·亚当斯(Brooks Adams)甚至将中国视作国际竞争的重要筹码。这些理论对美国政界有着不小的影响。这样一来，当美国在华商业和传教利益者要求政府转变对华政策时，华盛顿政府一些信奉帝国主义的要员也决心将美国推向海外扩张的道路(11)。 就在商人、传教士、知识分子和政要在“对外扩张”上达成共识之际，1893年爆发的“大恐慌”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开拓海外市场的意识。其实在1889年萨摩亚内战事件、1891年巴尔的摩号巡航舰事件和1894-1896年的委内瑞拉边境纠纷事件等交涉中，美国政府逐渐表现出越来越激进的趋势(12)，而1898年爆发的美西战争则成为美国对外政策重心向远东转移的重要契机。一方面，经过美西、美菲两次战争洗礼后，亚洲舰队的力量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战后美国取得的菲律宾群岛，为其在索取太平洋控制权和中国问题处置权上，提供了坚实后盾。于是，原先借助“最惠国待遇”跟随列强分赃的对华政策已不能满足美国在远东的抱负，麦金莱政府决心转变“孤立”态度，积极跻身于远东国际竞争的行列。美国从事对华贸易和传教的商人与传教士，见政府对华态度转趋积极，便游说国务院与国会，并为扩大影响而采取有组织的联合。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华协会应运而生。 美华协会初以亚洲协会中国分会的名义倡立，因此，美华协会之创办缘起，需追溯至亚洲协会的诞生。19世纪90年代后期，因担心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将演变为在华贸易的壁垒，美国商人纷纷要求美国政府动用国家力量支持其在华商业扩张，或至少为其争取贸易均等机会。然而，时任美国国务卿谢尔曼(John Sherman)却公开发表言论，称列强瓜分中国不但不会使美国商业利益受损，反而会使其受益；并且华盛顿政府的一大批要员也对谢尔曼的言论表示认同(13)。对于美国政府高层对中国认知的无知表现，美商又惊又怒。为扭转美国政府对华态度，纽约商人率先采取了行动。律师克莱伦斯·凯瑞(Clarence Cary)与《纽约商报》(the Journal of Commerce and Commercial Bulletin)主编约翰·富尔德(John Foord)在1898年年初成立“美国在华利益委员会”(the Conference Committee on American Interests in China)，组织动员华尔街一大批从事对华出口贸易的商人和企业采取联合行动，并争得纽约、费城、波士顿和旧金山等多地商会的支持与响应，最终迫使美国国务院转变态度，声明会重视和保护美国在华贸易权益(14)。因牛刀小试，斩获颇丰，所以富尔德和凯瑞等决定将“美国在华利益委员会”这一临时组织扩大为常设协会。1898年6月16日，该委员会召开大会，通过亚洲协会的正式章程，并选举产生协会干事和执行委员会成员(15)。至此，美国亚洲协会正式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