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的“丁未政潮”，军机大臣瞿鸿禨被罢免。参劾者恽毓鼎将“暗通报馆”列为瞿氏的四大罪状之一①。《大公报》为此举证西方经验，替瞿氏鸣不平：“近世文明各国多恃报馆以通上下之情，故某也为某内阁之机关报，某也为某政党之机关报，明白显著，无所讳饰，亦无所用其暗通，诚欲使朝廷德意宣布中外，而贯彻其政见，非此不为功。”②事实上，随着筹备宪政的开展，政界与报界的关系日益密切，从政者不但需要“暗通报馆”以取得舆论支持，有的还暗中出资创办“机关报”，甚至出现“官吏机关报”和“政党机关报”的分野③。前者为官吏个人发声，颇失舆论之同情。如御史胡思敬弹劾粤督袁树勋，“投赀本其中(《大同中央日报》)，藉以掩盖赃私，诛锄异己，俗所谓机关报者是也”④。后者因为代表政党或部分人的公意，舆论仍有肯定之表示，“其有欲办一事而不知众意之如何也，必藉报以探试之。如有反对之事，又必藉报以辩驳之，夫是乃可谓之机关报”⑤。但实际上，政治资本投入报界，建言为一己之私或一党之私，言语偏激以博取支持者多有。报人姚公鹤“以上海报界有私党而无政见，为报界惜”⑥。上海如此，北京亦不例外。留日出身的汪荣宝和陆宗舆也看不过去，与报人朱淇“共论比日北京报界之堕落，相与太息”⑦。 以张元济为首的商务印书馆同仁，认识到报界多存党派之见，无法公平论政，“近来言论专制之害，真足以祸民而亡国，挽救之责，是又在吾辈矣”⑧。于是下场开办《时事新报》，“冀副国民喉舌之本分”⑨。办报初期最引人瞩目者，便是大规模的时事征文，希望能通过辩论政见促进政党政治的萌芽⑩。从《时事新报》的论说看，该报应属保守型的政治报纸，代表江南绅商团体的资本势力，追求的是稳健推进的立宪政治(11)。而张氏等人显然不满意革党、民党或官僚党的政治主张，而尝试中立论政，塑造于己有利的政党政治，然后待价而沽。因此，这场征文从选题、互动到发表、评断，显得较具开放性，颇能体现中下层读书人的政见取向，以及反映商务同仁在出版、学术之外的政治旨趣，正是辛亥革命前夜舆论环境复杂性的缩影(12)。 一、办报缘起与征文用意 近代著名大报《时事新报》(1911-1949)源于《舆论日报》和《时事报》。两报原为上海道台蔡乃煌掌握的官报，属于前述的“官吏机关报”。《舆论日报》于1908年2月底创办，主笔干估人；《时事报》于1907年12月5日创办，主笔雷君曜(13)。1909年两报合并为《舆论时事报》(14)，次年初收回商办(15)，归张敬垣所有，主笔雷君辉，发行量约有6 000份(16)。至1911年初恢复《时事报》之名，后被张元济、高凤谦等人收购，更名为《时事新报》，于5月18日正式开办。据日本驻华领事的报告，《时事新报》在清季的日发行量约为8 000份，“张元济是其后援，故与商务印书馆有关系”(17)。张元济亦自言该报“为弟与梦旦(高凤谦)数人所组织，仍延仲谷综理社事”(18)。仲谷，即汪诒年，著名报人汪康年之胞弟，此前长期担任沪滨大报《中外日报》经理。 张元济控制下的商务印书馆除了图书出版以外，期刊也做得颇为成功。月刊《东方杂志》影响广泛自不待言；旬刊《外交报》连续出版近十年，甚得知识界的好评。正如孙宝瑄所言：“历年来留心国事者，莫不争先快睹。其报多载交涉文牍，及译东西人名论，要皆关系于国际者，而五洲之形势如指诸掌焉。”(19)该报于1911年1月停刊。3月张元济、高凤谦等18人复创办月刊《法政杂志》，以陶保霖为编辑主任(20)，“冀以普通政法知识灌输国民”(21)。张元济此次涉足报界，创办《时事新报》，除了经济扩张的考虑，主要还有担忧报刊舆论环境日趋偏激，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参与现实政治的理想抱负。如其向梁启超所言：“日报为今日一大要事，京中要人无不各挟一报以自护，从此国中恐只有个人之私言，而无国民之公论，非有贤者出为拯救，世道人心，真有不可问者矣。友人去岁购入《时事报》，弟归自海外，来相商榷，宗旨相同，约集得三万金，尚不能动手，饷械未足，不敢轻易出战，然已踵决肘见，窘态毕露，亦可见近日经济之困难矣。”(22)张元济坦承内幕，显然将梁启超视为同道，一面将《时事新报》“按日邮呈”至日本，请其指教，同时在信中一再言及矫正舆论之办报责任，“近日所谓舆论，无非一种偏激之谈，实不足以膺国民先导之任。敝报颇欲力矫其弊，而彼众我寡，不知何日方能唤醒群迷，想公闻之，当亦为之扼腕也”(23)。 其时梁启超已创办《国风报》(十日刊)，但作为杂志周期过长，不足以及时影响舆论。何天柱来信称：“为今日计，仍以办一日报，以张党势为要义。今日受人唾骂而无一报以自申辩，虽有《国风》以发表政见，而不能普及于国人，此党势之所以不张也。”(24)故梁启超及徐佛苏等人均有筹办日报之意(25)。不过，其时日报竞争异常激烈，梁氏等人尚难插足其间。就上海报界而言，《时报》风头最健，《申报》《新闻报》为商业老报，《神州日报》《天铎报》《民立报》倾向革命而生机勃勃，但均与康梁一派隔阂重重。时值《时事新报》创办，张元济与梁启超均有互相借重之处，前者欲借梁氏报刊巨子的身份张大报势，后者则想拉拢该报作为己党的舆论侧翼。 5月28日，张元济访问郑孝胥，谈《时事新报》的推广问题，或有借助预备立宪公会之意(26)。六日后，郑氏至时事报馆，见到张元济、夏瑞芳、高梦旦等人，提议编纂出版“通俗少仪教科书，养成少年知礼之风气”(27)。任职《东方杂志》的孟森、伧父(杜亚泉)亦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论说。可见《时事新报》从人事、经济到社论，皆受商务同仁的深刻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