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传统商人而言，近代新商人群体是具有新时代特征的商人。中国近代的新商人群体，以上海新商人为代表，诞生于辛亥革命前夕的20世纪初年，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影响。其特点是具有近代思想与意识，以独立社会力量的新姿态，踊跃参与内政和外交以及其他方面的社会活动，甚至成为反帝爱国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在中国近代新商人群体形成过程中，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是具有特别意义的重要历史事件。它既是辛亥革命前爆发的一场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也是近代上海新商人群体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性事件，同时还为具有重要影响的近代商民外交的发轫提供了契机，从各方面体现了辛亥革命前民众运动发展的新趋向，值得深入考察和剖析。 一、抵制美货运动的发起者 空前普及与规模盛大的抵制美货运动，是首次由上海新兴商人发动的一场全国性反帝爱国运动，表明新商人群体已发展成为一支独立而有影响的社会力量。 1904年美国强迫中国签署的华工禁约时值修约期，海内外华人强烈要求取消其中的歧视性条款。在抵制美货运动兴起之前，旅美华侨联名致电清朝商部、外务部和驻美公使，力主废约。檀香山《新中国报》发表文章，提出以抵制美货的方法迫使美国政府接受废约要求。至1905年5月初，上海的报刊也不断报道美国政府强迫中国续签华工禁约消息，清政府“由出使大臣梁诚与美政府磋商数月，美政府一意坚执，无所通融”，“此约若成，辱国病民，损我甚巨。……深望爱国之士，共起而谋所以对付之”①。随着媒体报道的增多，国内民众也群情愤激，爱国热情普遍高涨。一旦有人发起反美运动，必如星火燎原迅速漫延全国。 5月9日的《时报》在“本埠新闻”栏目报道了一条重要消息，称“美国华工禁约之害，本报已痛言之，兹采得本埠绅商以此约关系甚大”，已定于次日在上海商务总会“聚集各帮绅董，会议抵制之策”②。“绅商”是清末报章对新兴商人的流行称谓，此则报道透露的重要信息，是新兴商人将在新式商人团体——上海商务总会的会所召开商议抵制美约的会议。该报记者具有相当程度的新闻敏感性，认为“爱国之士当乐与斯会也”。事实表明这次会议确实非同一般，成为载入史册的一次发起全国抵制美货运动的重要会议。会议议定，“以两月为期，如美国不允将苛例删改而强我续约，则我华人当合全国誓不运销美货以为抵制”，全体与会者无一反对。“随后公议电稿，禀请外务部坚拒签约，并请南北洋大臣鼎力主持，电部抗阻。又遍电各省商务局请为传谕各商，协力举行抵制办法”③。以上报道略有不确之处，一是除外务部、南北洋大臣之外，同时还给商部致电；二是向各省发布的通电，其实是通电全国21埠商会，并非官办的商务局。这项举措，对于抵制美货运动得到全国各地商人积极响应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此之前，从未有过由“四民之末”的商人发起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的先例。对于上海商人的这一空前爱国举动，舆论不吝各种赞誉之词给予了高度肯定和赞扬。有报纸评论兴奋地表示：“勿谓中国人无国家思想也，请看今日沪上绅商之集议；勿谓中国人无权利思想也，请看今日沪上绅商之集议。”不仅如此，该评论还详细阐明了上海商人此举的深刻意义与影响，认为“美国华工禁约问题，关于国权及国体之大问题也，关于吾国商工业之前途之大问题也，关于吾全国四百二十兆同胞之人格之大问题也。吾知全国将无一人不当设法对付此约者，而今沪上绅商，独顾公利公益，而先为天下倡，吾高其义而感其热诚，吾望此次集议之能结良果，吾尤望全国人闻风继起，合大群而共谋抵制之策，使吾政府有舆论以为之声援，而又使外国知吾国民之并非可侮，则于中国外交之前途，其或不至于长此失败也”④。正如这篇评论所期望的那样，上海商人发起抵制美货的倡议之后，全国各地各界群起响应，函电纷驰，很快就使抵货行动发展成为规模空前的反帝爱国运动。上海的报纸为此还发布特别征文告白，阐明：“华工禁约一事，为当今最要最大之间题。现同志决议，以相戒不用美货为抵制最善之策。但此中条理甚繁，如海内诸君，别有高识雄论，务请指陈切实办法，惠寄本馆，俾得代为公表，以资互助。”⑤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5月10日向全国发起抵货倡议的这次重要会议是在商务总会举行的，加之当时某些消息的误导，包括本人在内，海内外史学界曾长期误以为上海商务总会是抵制美货运动的发起者，但实际上这次会议并非商务总会所召集，商会领导人不仅未主持，甚至也没有出席会议。发挥核心作用的是福建籍沪商曾铸(字少卿)，他在上清朝外务部书中说明：禁约涉及国体民生，必须合群力争，遂邀集各帮商董开会商议，“定不用美货以相抵制”⑥。事后，上海商务总会领导人的消极表现曾受到时人批评。尽管如此，这并不影响上海新兴商人发起抵货运动的结论。而新兴商人群体在形成之初，即发起这样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自然令社会各界刮目相看，也受到舆论称赞。 二、抵制美货运动的联络者和领导者 上海新商人不仅发起了抵制美货运动，而且还担任了这场爱国运动的联络者和领导者重任，更进一步体现了新商人群体所具备的重要能量与影响。 上海商人向全国发起抵制美货运动之后，并没有自封为这场运动的联络者和领导者，但全国的商人及各界人士却毫无疑义地予以认可，于是为数众多的相关函电雪片似地向上海飞来。由于致电商部、外务部和南北洋大臣，以及向全国21埠商会发布通电，都是由曾铸个人署名，所以全国各地绝大多数函电都寄给了曾铸。另外，上海各大报纸在报道发起抵货行动的这次重要会议时，都会提及会议是在上海商务总会举行，故外间也有误以为商会是抵货行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有些函电也寄给了上海商务总会。但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函电虽然是寄给上海商会，接收人却是曾铸，而不是商会的总理或协理这两位主要领导人，也不是负责商会日常会务的坐办。当时的曾铸，在上海商会中并非举足轻重的人物。类似情况在史上极为少见，表明全国各地各界都一致将上海商会和曾铸作为运动的联络者和领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