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已经过去110年了，这场翻天的革命，改变了整个中国的面貌和走向，因而很快就有人开始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编辑出版，并展开相应的研究。所以，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至今也有百年左右的历史。中国的历史悠久，史学源远流长，一个世纪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不能说转眼即逝，却也是相对短暂。王朝时代的传统，是后世修前朝史，中间有较长时间的沉淀。辛亥革命史的纂修起步很早，一方面显示事情本身的极端重要，尤其是民初政局动荡，修史还有确立正统以凸显正当性的需求，另一方面，起步过早，资料准备不够充分，立论仓促，各执一偏，认识表浅以及聚讼纷纭之类的弊端难以避免。因此，相关研究开始显得较为粗疏，也在情理之中。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随着海峡两岸以及欧美、日本等海外学术界相对集中的专题研究和撰述出版，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取得丰硕的成果，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状态日渐成熟起来。后来者逐渐觉得该领域的空间已经不大，或是虽有余地却难度较高，而随着思想解放的推进，许多原来的禁忌不复存在，学术研究的视野触角大幅度延伸扩展，于是提出辛亥革命研究应该如何深入之类的话题，似乎一波高潮之后，后继乏力。出现这样的呼声，倒不一定是感到迷茫，而是觉得与其在这片熟土上继续耕耘，事倍功半，不如改弦易辙，开拓未经前人涉足的蛮荒之地，较易下手之余，还有拓展新领域乃至创建新的学术分支的名誉。 业师章开沅先生很早就察觉到这样的时趋，他一方面鼓励新人扩展视野，开拓进取，然后再回报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一方面也提示到，相比于辛亥革命的研究，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持续时间长得多，仅拿破仑的传记就有上千种，与之相较，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恐怕远远不到难以深入的程度。 尽管在一段时期里三大革命高潮的后续研究中辛亥革命史几乎可以说是一枝独秀，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在国内学术界均已相当沉寂，反而是域外学界还有继续深耕之人，章先生所说的前一方面的确成为趋向，原来集中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学人，尤其是各路新锐，纷纷转向其他领域，有的一路高歌猛进，不再回头，有的只是逢五逢十的纪念周期写一些应景之作，作为点缀。而章先生所说的另一方面，即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是否真的已经到了充实圆满，余地不大，难以下手的地步，却似乎不大有人深究。 除了和域外法国大革命史进行比较，国内的古代史研究也是很好的参照。虽然古代史的取向也有从上古而中古以及由庙堂而民间的下移趋势，而明清史的研究情形与近现代史多少有些类似，整体而言，古代史的研究较近现代史充分精致得多。如果以相同的标准衡量，要说辛亥革命史已经无由精进，整个古代史的研究岂不是全都要束之高阁？实情恐怕远非如此。古代史不仅仍然在继续探究之中，而且相对于近现代史更有治史正军的自觉。 造成这一局面的因素甚多，其中一项尤为关键，即近现代史的研究者深耕细作的能力不足，总是喜欢刀耕火种的拓荒式耕作方式，而美其名曰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会深耕细作，表明研究方式还处于粗放的初级阶段。陈寅恪在批评以往文化史研究的得失时说：新派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虽然有解释，看上去似很条理，可是却很危险。以外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解释中国的材料，有适用与不适用的问题，“所以讲大概似乎对，讲到精细处则不够准确，而讲历史重在准确，功夫所至，不嫌琐细。”①如果以历史研究要在精细处准确为标准尺度，近现代史各个领域的研究状况都远远达不到。 以辛亥革命而论，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由革命催生的“中华民国”也有了百年历史。当时写了一篇民国肇建与接收清朝的长文，其中谈到，百年过去，关于民国开国，其实还是一笔糊涂账。“中华民国”是辛亥革命结出的硕果，连开篇都语焉不详，只能大概似乎对，则无论前溯辛亥革命还是后续民国历史，都很难说已经到了精细准确的程度。 有鉴于此，早在辛亥百年纪念即将来临之际，笔者开始着手大历史的研究和写作，作为接续前贤努力进取的尝试，开篇就是辛亥革命史。十年来，在掌握前人研究和融汇新旧史料的基础上，相继完成了《走进共和：日记所见中政权更替时期亲历者的心路历程(1911-1912)》(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旭日残阳：清帝退位与接收清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历史的原声：清季民元的“共和”与“汉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等三本专书，从不同方面，努力丰富和完善大历史的叙事。接下来正在分别撰写新文化运动史、抗日战争史以及“解放”等方面的专书，与辛亥革命类似，均由三本专题著作组成，旨在展现以下意向：近现代史上原来关注较多的重大历史问题，有待深入探讨研究的领域和方面仍然相当多；即使其中已有定论或是研究比较深入的问题，也有重新探究的很大空间，有的甚至是基本事实也有重新梳理的必要；大历史所涉，多为枢纽性问题，不能回避大历史的研究，一味凿空蹈隙，专做窄而深的打洞式学问，以免偏蔽；重新研究已为人们熟知的大历史，必须改变不断开荒的粗放方式，走向精细化的深耕细作。 其中一些看法，之前谈论民国史的研究应该如何深入的问题时已经提出，但这是一个涉及整个近现代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并非研究某一时段的特有情况，因而应该结合各时段各层面进一步有的放矢地使认识具体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