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21)05-0005-10 伴随着近年来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蓬勃兴起，人类社会进入一个以数字技术为主要推动力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资本主义的一个标志性现象是虚拟身份、智能客服等虚拟对象日益超出了单纯反映或匹配信息的被动层面，进而成为一种具有能动特性和建构功能的虚拟对象，即虚体。作为当今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载体或中介，虚体对社会关系、生命过程和精神生活的复杂影响正在集中显现。对虚体的本质内涵和社会历史效应的探究已凸显为把握当代资本主义运行方式及其发展趋向的重大时代性课题。不论是法国社会学家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对行动元(actant)构成性的揭示①，还是蓝江教授对虚体与主体之间复杂关系的存在论分析②，都特别强调了虚体的技术依赖特性，并启发我们应基于虚体来批判数字时代的主体生产逻辑。立足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来看，虚体的急剧扩张及其所表现的技术依赖，是嵌在资本主义克服当代危机的调整过程之中的，虚体问题在根本上是一个如何定位和反思数字化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因此，对虚体的研究应深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更基础层面，从资本形态变迁的角度来把握虚体生产的真实基础，进而历史地反思虚体给主体生产的基本内容、中介形式带来的深刻变化。 一、数字资本的兴起与数字劳动的新形态 当代资本主义正在发生空前深刻的调整和变革。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关节点，资本主义开始大规模运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新一轮的自我修复与调整。这一调整推动了资本内部的整体布局发生深刻变化，即原本处于主导地位并依赖产业资本的金融资本逐渐显露出固有的局限，新兴数字资本的影响力日趋上升。人类社会进入一个以数字资本为引领和推动力量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一方面是资本所具有的抽象功能和扩张能力得到进一步升级，日常生活的微观领域以及经济生产的外围区域越来越成为资本俘获和占有的对象，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形态向数字化方向的重大转变，数字劳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力凸显。那么，究竟如何理解和看待数字劳动的广泛兴起？它与当代资本形态变迁是何种本质关系？对数字资本和数字劳动的历史本质、社会影响以及未来走向的把握，首先需要借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坐标。 按照马克思的基本理解，“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③这种社会关系代表着一种抽象力量，它能够借助货币这一中介形式将一切存在加以抽象并卷入其中：“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④就马克思分析的早期资本主义而言，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形态是产业资本，因而资本的扩张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资本实现增殖的主要载体是实实在在的商品和劳动；第二，资本对对象加以抽象的方式主要是借助货币来实现量化还原。基于资本的这种表现形态，马克思深入细致地区分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进而批判了斯密对生产性劳动的误解，得出了只有消费生产资料的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的结论。立足资本的抽象和扩张本性来看，这一结论表达的实质内涵是：只有与资本增殖本质相关的劳动形式才具有真正的普遍性意义，推动和支撑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演变。正因如此，马克思才将大工业劳动作为透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本质及其历史走向的最基本环节。此外，马克思还从固定资本的角度刻画了当时劳动形态演变的内在趋势，他在《大纲》中讲到，“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⑤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形态演变规律的深刻揭示，极大地启发了当代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特点的把握，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是哈特和奈格里等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非物质劳动”“生命政治劳动”等批判性概念。 哈特和奈格里的基本观点是，当代非物质劳动中智力因素向劳动者的持续转移正在使劳动者的自主性和解放力量不断增强，“生命政治劳动正在变得更具自主性”⑥。从马克思把握劳动的基本思路来看，问题的核心可能不是劳动的自主性得到强化，而是资本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调整；因为无论是马克思对劳动性质的基本判断，还是对未来劳动演变规律的科学揭示，都始终蕴含着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即资本的本性及其历史表现形态；或者更准确地说，马克思对劳动和资本的历史性分析始终是一体的，没有对资本形态变迁的历史性把握，就不可能真正把握劳动形态变迁的内在趋向。这一思路在某种程度上凸显了目前国内外劳动问题研究在理论预设上存在的一个误区，即将技术演进视为劳动形态变迁的规定性力量，过于倚重从技术演进的角度来剖析劳动形态的变迁及其社会历史效应。且不论这一思路存在的将人的存在论命运等同于技术演进过程的技术决定论倾向，单就其悬搁技术所承载的资本属性这一点而言，通常立足劳动要素变化的分析思路尚需进一步提升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高度。 立足马克思把握现代劳动的政治经济学视野来看，劳动形态的演变同资本形态的变迁有着最为本质的动态统一关系。这种统一关系在产业资本的后续衍生形态——金融资本中有着最鲜明的体现。金融资本要求的是沟通、交往、信息服务等非物质劳动形态，这些劳动形态虽然不再依赖于实体化的生产设备，也不再具有改造实体对象的实在过程，但就其同样直接服务于资本增殖而言，它们依然是生产性劳动，因而同样发挥着建构和支撑现代资本主义的特殊作用，并拓展着劳动和生活的形式。在当前，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发展的限度和内在矛盾日渐显露，为了摆脱危机，资本主义正极力开发和运用数字信息技术，这使得以往的诸多资本形态获得深度融合并催生出一种新的资本形态，即数字资本。数字资本是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而形成的更具综合性和渗透性的资本形态，它将原本附属在金融资本中的信息功能分离出来，试图弥补金融资本本身的内在缺陷，即承载信息有限而欲望无限而导致的盲目性和社会风险。数字资本的诞生，一方面使数字劳动这种新劳动形态日益普遍化，一方面完善和升级了资本的抽象机制。 就劳动而言，数字劳动变革了劳动的载体和实现过程，并极大地扩张了劳动的外延，不仅人们所从事的数字化工作应归属数字劳动的范畴，而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娱乐、消费、浏览、点击、搜索等网络活动都借助数字资本而获得了生产性，并成为弥散于日常生活中具有“无酬”“产销合一”特点的数字劳动。随着劳动外延的扩展，劳动作为生活手段同生活本身愈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更具复杂性的一体关系。立足这种颠覆人们通常劳动认知的深刻变化，国内外学者都特别注重对数字劳动的内涵和外延进行重新界定，例如，福克斯就将数字劳动界定为信息通讯技术行业价值链中资本积累所要求的各种劳动形式⑦，国内也有学者将数字劳动的过程划分为四种形式，即传统雇佣经济领域下的数字劳动过程、互联网平台零工经济中的数字劳动过程、数字资本公司技术工人的数字劳动过程和非雇佣形式的产销者的数字劳动过程。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