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与劳动异化及其扬弃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1.07.001

      过去，我们通常将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的劳动异化理论构式看作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统摄结果，这是正确的判断。我新的认识是，在第二笔记本中，马克思发现承认现代私有财产的本质是劳动，正是斯密在经济学中的路德式革命的意义：如果现代财富的本质是劳动，那么，与劳动对立的对象性的物性资本就可能是劳动本身自我异化的结果。并且，青年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的真正逻辑构序内驱是来自黑格尔。也正是在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进行了重要的思想实验之后，青年马克思以劳动外化的对象性异化及其扬弃的深刻赋型，在《1844年手稿》中原创性地塑形了人本学外部话语实践的劳动异化构式，虽然这一理论逻辑构式并非科学，但却成为青年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第一个完整的价值批判构境，以及透视经济物相化的批判认识论构式。这说明，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绝非经济学摘录间隙所写下的偶发感想，而是一个精心筹划的自主性学术构境之作，它必然成为马克思第一个重要的原创性理论制高点。

      一、国民经济学中从客体出发的私有财产

      如果第一笔记本前半部分的第三栏中的历史性分析，已经说明了土地—封建地主—地租消失在“动产”带来的商业世界之后，那么依马克思在第二部分开始概括性的说法，上面国民经济学理论构式通常出现的工人—资本家—地主/劳动—资本—土地/工资—利润—地租三元结构就可能会转换成二元对立，或者说，第一笔记本上的三栏可归结为两栏，那就是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Klassen der Eigenthümer und Eigenthumslosen Arbeiter)。[1]当然，马克思并没有简单赞同舒尔茨的观点，他转折性地分析道：“但是，无产和有产(Eigenthumslosigkeit und Eigenthum)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一种没有从它的能动联系(thtigen Beziehung)上、它的内在关系(innern Verhltniβ)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2]马克思的这段表述是很重要的。他是想说，有财产和没有财产的对立，这是封建宗法关系之下就存在的现象，面对新出现的有产和无产的关系，如果不能认识到这种关系的能动性和内在性矛盾，就是非本质的。这是说，财产的外在对象性的有无只是一种外在关系，那么，什么是马克思此时所理解的有产与无产对立中的能动的、内在的矛盾关系呢？我判断，马克思的答案与第二、三笔记本中关于斯密和黑格尔的讨论密切相关。

      其实我们知道，马克思《1844年手稿》中留下的完整文本，就是第一笔记本中手稿的两个部分，之后马克思还应该写有一个作为劳动异化构式展开的具体经济学批判的主手稿，可惜的是，这个主手稿遗失了近三十九页。现存的所谓第二、三笔记本，只是一些补入遗失主手稿的残片。我的新认识为，目前残留下来的所谓第二笔记本中最有价值的内容之一，就是关于斯密是国民经济学中的路德的重要判断，这也是我们长期在《1844年手稿》研究中忽视的深层次构境方面。当然，还有第三笔记中作为异化劳动构式内里赋型的黑格尔批判现象学的否定辩证法。这两部分逻辑优先的内容，恰恰是我们进入第一笔记本第二部分劳动异化构式的真正入口。

      我们先来看一下马克思在青年恩格斯的启发下，重新认定的“斯密是国民经济学中的路德”的观点。这一断言被马克思重新赋型为斯密经济学中的劳动是人的本质说，这是青年马克思破解第一笔记本第一部分三元结构中在经济物相化表象上与劳动对置的私有财产(货币、资本、利润、利息和地租)的主体本质，这样，已经进展到资本与劳动的二元对立关系，也进一步深化为一元的劳动自身的外化和异化问题。这样，青年马克思就真正跳出了经济学的魔咒，形成了哲学批判话语居高临下的态势。

      马克思的分析，还是从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形成开始的。在前面第一笔记本中讨论地租一栏时，马克思对这一问题已经在经济学的语境中进行了一些分析，而在第二笔记本的经济学批判残稿中，我们看到马克思的上述观点还在不断加深。第一，在客观前提上，马克思认识到，“工业和农业(der Industrie und der Agricultur)之间、私有的不动产和私有的动产(unbeweglichen und beweglichen Privateigenthum)之间的差别，仍然是历史的差别，而不是基于事物本质的差别。这种差别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形成和产生(Bildungs und Entstehungsmoment)的一个固定环节”。[3]应该注意，这是马克思打破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土地—资本—劳动三元结构的一个深刻的历史分析。其中，从有产和无产的抽象对立转换到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当然就是指新生的资产阶级社会。它的直接基础是不同于农业生产的工业生产，在私有财产的存在方式上，则是以劳动创造的社会财富——可变动的商品、货币和资本等现代私有动产为代表，它历史性地取代了以自然财富为主的不动产——土地以及自然生长物。其中，农耕生产与工业生产、土地与商品之间可见的差别并非这些事物本身具有的，而是由于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历史性地赋型的。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想法。我们可以看到，在不久之后的《黑格尔现象学的建构》中，马克思第一条就指认了与人相关的“事物的差别(Unterschiede d Sachen)”，特别是出现在我们认识图景中的“差别”是与主体的活动有关，这甚至是更“本质”的差别。[4]这会直接链接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第一层级非物相化关系场境存在论。当然，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也是历史性生成的，相对于凝固化的地产上的“封建/贵族生活”(adligen Leben/Feudalleben)，在工业体制和动产之上，则建立了“工业(城市生活)”[Industrie(das Stadtleben)]。[5]当然，作为一种客观社会运动，其中最关键的还是作为“劳动必然发展”结果的，“获得自由的、本身自为地构成的工业和获得自由的资本(für sich constituirte Industrie und dasfreigelaβne Capital)”。[6]这是全部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这是马克思以后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概念的最初起点。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感觉到，在马克思依据古典经济学的话语讨论资产阶级社会的时候，基础性的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活动、不动产与动产的关系性存在和非直观的城市生活这样一些社会唯物主义话语，无形中在让他不自觉地从客观历史现实出发，这正是不同于人本学异化史观的第二种逻辑构式，虽然在这里，这第二条逻辑的主观构序意向是走向劳动异化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