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1.05.004 先哲关于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1]“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2]等命题，揭示了哲学对时代的依赖性和责任。当代中国创新实践所开创的以“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3]为主要矛盾的新时代，在当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以其显著的文明比较优势与活力，昭肇着能有效消解现代性危机，实现现代性升华的人类文明新趋势、新范式，潜涌着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新形态》、[4]《努力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5]《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探索与建构》[6]等著述，尽管推进了对基于当代创新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认识，但主要探究的是该新形态建构方法、原则等如何建构问题，忽视了对其具体规定性是怎样的这一根本问题的研究，从而使得当代创新实践孕育的，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7]无法现实绽现，使得能有效满足新时代人民普遍享有充分均衡美好生活要求、引领新时代富有发展生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难以现实地出场。鉴于此，本文拟对基于当代创新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具体规定性作尝试性探索，以期推进上述问题的解决。 一、哲学形态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形态的本质及其概念框架 (一)“哲学形态”的本质 学界关于“哲学形态”的诸定义，[8]有助于深化对该问题的认识，但所给出的定义可为不同哲学理论共享，难以把其根本区别开来，从而未能有效揭示哲学形态本质。然而，一种哲学形态之为哲学形态的全部必要性和理由，正在于它具有其他哲学形态不具有的独有根本规定性，从而能与其他哲学形态区别开来。哲学史实即具有独有根本规定性的不同哲学形态的演替史。其实，不同哲学根本规定性的终极形态，就在于其概念框架。所谓概念框架“即我们用来‘框定’和组织所有其他更为具体的概念的那些最抽象的概念”，是“包容一切的图景和视角”，是“我们做其他工作的理智基础”。“通过它们，我们不仅把世界条理化了，而且还规定了我们的生活。”[9]可见，概念框架的规定性在于：它是基于由特定根据赋予的特定权力、理由和资格，“来‘框定’和组织所有其他更为具体的概念”的；它居于全部具体概念终极统领者地位；它内蕴对于整个世界的解释与判定；它赋予大多数哲学概念存在的逻辑地位、理论功能和合法性，使后者呈现为其衍生形态；它规范和塑造了世界逻辑、科学与价值形态。上述属性，决定了一种哲学形态作为概念框架存在，意味着它具有解释和规范世界的理由与资格，承载着揭示世界得以存在的终极前提、阐发组织世界的最高逻辑、孕育和生成大多数哲学概念的使命和功能。可见，正是不同哲学形态内蕴的概念框架的不同，使其能够根本区别开来，从而哲学形态不过是其内蕴概念框架的表现形式。因此，只有着眼于概念框架才能透彻把握哲学形态。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形态的本质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10]显然，该论述中异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只能“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件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11]唯物史观。由于它是马克思恩格斯阐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形态的基本内容，所以它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形态的本质规定性。不过，它只是科学地解释了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2]从而他们把其哲学也判定为“实践的唯物主义”。[13]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形态也具有实践性本质，呈现为解释与改造世界相统一的哲学：唯物史观作为其核心在于解释世界的哲学，为其核心在于改造世界的哲学即实践的唯物主义提供科学根据；实践的唯物主义作为其核心在于改造世界的哲学，为其核心在于解释世界的哲学即唯物史观，提供释放其科学价值的实践空间。这样，唯物史观就呈现为内蕴实践唯物主义的实践性解释世界的哲学；实践的唯物主义就呈现为基于关于世界科学解释的改造世界的哲学。其结果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形态的本质，呈现为作为解释与改造世界统一体的“实践性唯物史观”。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形态的逻辑起点及其性质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4]据此，他们揭示了“物质生活的生产”的“全部人类历史”终极基础地位，并基于此揭示了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的形成与演替规律。“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历史的起点，“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15]对“实践性唯物史观”而言，它正是基于其关于人类历史得以可能的前提的判定，来建构基本内容的，从而关于该前提的判定就构成“实践性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显然，该前提要求人以活着这样的生理性事实为基础存在。可见，“实践性唯物史观”对历史得以可能的这一前提的判定，是一个科学命题；而“实践性唯物史观”对“物质生活的生产”能满足该命题要求的判定，以及其进而关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关系的命题，也是科学命题。这表明，“实践性唯物史观”是以科学命题为逻辑起点的，从而其基本内容就首先统一于科学逻辑。它追求人解放这样的价值目标，但它把该目标的实现视为随着物质生活生产水平的提高而历史地实现的过程，判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6]的现实基础，可见，“实践性唯物史观”并未把人自由全面发展判定为其逻辑起点和其解释与改造世界的根据，从而该价值追求就外在于它关于历史得以可能的基本原理的诠释逻辑。“实践性唯物史观”判定人解放程度内在于“物质生活的生产”发展的限度，是该生产发展的结果而非其根据，从而揭示了前述价值目标赖以实现的有效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