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2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66(2021)09-0022-10 doi：10.14089/j.cnki.cn11-3664/f.2021.09.003 引用格式：刘明.物流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J].中国流通经济，2021(9)：22-31. 我国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正面临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重要任务。但当前国际形势深刻演变，错综复杂，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新形势下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明确指出，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必须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制造业与物流业(以下简称“两业”)同属供给侧改革“主战场”，前者是我国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的必经之路，后者是降本增效、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保障。由于存在产业链上的天然衔接与关联，两者深度融合产生的关联效应、规模效应与溢出效应不仅可以优化生产流程，改善产业环境，利于产业自身发展，还可以形成产业合力进而推动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使产业顺利跨越攻关期并带来全新发展契机。 近年来，“两业”融合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果，但仍“面临发展不平衡，协同性不强，深度不够和政策环境、体制机制存在制约等问题”①，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规律也亟须进一步挖掘。因此，深入了解当前“两业”的协同集聚现状，分析“两业”深度融合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与规律，对我国打造现代产业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顺利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回顾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入，相关研究日渐丰富，主要集中在发展水平测度、发展特征以及影响因素等多个方面。就测度方法的选取而言，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一部分学者选取某单一指标进行研究，其中多数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体现[1-2]，另一部分学者则通过选取不同经济运行层面的多个指标来构建指标体系，从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3-5]，其中应用最多的是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构建的指标体系，但在此相同维度基础上延伸出的具体分项指标又各有不同[6-11]。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的基础上，部分研究又涉及对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以及发展特征的剖析。首先，从我国的整体发展水平而言，无论是与国际上发达国家对比[12]，还是基于我国自身发展的实际[13-14]，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其次，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也呈现出不平衡的趋势，具体表现为东高、中平、西低的阶梯式分布以及南高北低的区域差异[5，13，15]，但随着发展的不断调整与深入，区域间的差异也出现了缩小的态势[16]。此外，众多学者从社会发展的不同角度对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因素展开了深入的探析，涵盖了诸如创新能力[10，17-18]、开放水平[11，19]、政府运行[18，20]、环境管理[21]、人口结构[22]、产业发展[23]等多个层面，得出了或促进或抑制的不同结论，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受到许多因素影响的。 协同集聚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埃利森和格雷瑟(Ellison & Glaeser)提出的24，其表述为异质性产业间因关联而出现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现象。此后，协同集聚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主题，并逐渐延伸到多个产业领域。研究发现，协同集聚不仅存在于上下游关联产业之间[25]，也存在于产业内部的不同行业之间，如国内外的研究均证实了某些服务行业间协同集聚现象的存在[26-27]。产业协同集聚可以视为单一产业集聚的高级化阶段，因此对单一产业集聚做出阐释的MAR外部性(Marshall-Arrow-Romer Externality)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协同集聚的成因，即劳动力市场共享、中间投入品共享和知识溢出使得协同集聚成为发展趋势[28-29]；亚瑟(Arthur)[30]从企业视角指出公司规模的扩大和迁移成本的上升都会促进协同集聚。阿米提(Amiti)[25]及康奈尔(Connell)等[31]的研究佐证了产业协同集聚的知识技术外溢效应，同时也证实了产业协同集聚引发的正外部性可以促进知识共享和协作创新[31。而经济发展也可视为协同集聚带来的外部性，杜兰顿(Duranton)等[32]从微观层面印证了协同集聚带来的学习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能带动区域经济的增长；鲍德温(Baldwen)[33]和卢(Low)[34]得出了产业协同集聚通过影响生产力来提升产业质量并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 研究物流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文献并不多见，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研究则较为丰富，且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效应更加明显[35-36]。纵览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于经济发展影响作用的研究，多数是从经济发展的单一方面即发展数量或发展质量的角度来研探，按照作用形式可归结为两大方面：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线性的，且主要表现为单一正向促进作用。陈晓峰等[37]、张治栋等[38]对区域经济增长通过实证分析做出了验证，得出了协同集聚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周小亮等39、王燕等[40]则分别证实了协同集聚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二者协同集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非线性的，陈畴镛等[41]通过研究浙江省制造业与物流业协同集聚发现，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呈现“倒U形”的特征，豆建民等[42]通过全国285个地级市样本验证了双重门槛的存在，得到了实现促进作用的城市规模区间，在此区间外时则表现为抑制作用。李健等[43]的实证研究也同样证实了双重门槛效应，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