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731.3；K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21)04-0118-26 关于战后日本国家重建道路的选择，占领改革起源说是主流。然而标榜“民主社会”的战后日本从政治体制、经济模式到思想理念都蕴含着浓郁的战前体制色彩，这一矛盾现象表明，战后日本重建并不是沿着占领改革规划的方向推进的。①姜尚中将这种和平色彩与战前体制延续矛盾并存的战后日本社会现象称为“帝国民主主义体制身影的再现”②。占领改革起源说无法解释该现象，因为其忽视了战后日本国家重建过程中日本自身的能动性作用。事实上，国家层面日本最初的战后重建构想——建设“文化国家”，并非源于占领当局，而是早于占领改革且由日本自主提出。但是，围绕“文化国家”是什么以及应当如何实践，在日本政界及思想界都存在着激烈论争，其本质是延续近代“国体”为目标的国权立国论与以民众思想启蒙为理想的民权立国论之争。③丸山真男指出，“面对价值体系与传统完全不同于自我的‘西洋’，是彻底屈服还是坚决抵抗”的这一“两难困境”，是“‘开国’的核心课题”。④占领改革是日本继明治维新后的“第二次开国”⑤，其中的“两难困境”正是占领初期⑥日本社会“文化国家”构想中的国权与民权之争。而“帝国民主主义体制身影的再现”则表明战后日本重建依然未能解决这一“两难困境”。占领改革只是给日本穿上了民主制度的外衣，而决定战后日本重建的思想依然在日本自身。正如本尼迪克特曾指出：“美国不能——其他国家也不能，以命令的方式创造一个自由民主的日本。”⑦本文拟在既有研究成果⑧的基础上，以占领初期日本政界、思想界围绕建设“文化国家”的论争为研究对象，通过政治史与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的结合，深入考察该论争背后日本重建路线分歧的内涵、影响及其思想根源，以期进一步丰富对战后日本国家重建起源的历史认识。 一、占领初期日本政界围绕“文化国家”构建的政见分歧 1945年9月5日，战后日本首任首相东久迩稔彦在国会的施政方针演说中提出：“建设和平与文化的伟大国家新日本……向着建设和平的文化的日本迈进。”⑨“文化国家”作为战后日本国家重建的理想形态被正式提出，并由此引起了占领初期整个日本社会的“文化国家热”。翌年11月3日，在战后日本宪法公布仪式上，日本天皇致辞称：“为共同建设爱好和平与自由的文化国家而努力。”⑩同日，吉田茂也宣称，把日本建设成“一个真正的和平国家、文化国家”。(11)1947年7月，社会党出身的片山哲首相在其施政方针演说中提道：“推进建设民主的和平国家、文化国家。”(12)《读卖新闻》评价战后日本社会的“文化国家热”现象称：“首相无一例外地都在其施政方针演说中率先倡导‘文化国家’，把‘文化国家’作为(重建)国家的口号。”(13)1948年，为纪念战后宪法的公布，“文化日”(11月3日)被确立为国家法定节假日，象征着“文化国家”构建作为战后日本国家重建基本理念的重要地位。 占领初期的“文化国家热”现象表明，战后日本政界推动国家重建的基本战略在形式上是高度一致的，即构建“文化国家”。这一现象与近代日本明治维新初期高扬“文明开化”大旗极其相似，即在外界强压之下，政治决策层对国家道路的选择做出了高度一致的抉择。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在应对外来危机时，其基本战略思想的一脉相承性。然而，正如“文明开化”理念中孕育了浓郁的维护日本传统的“王政复古”理念一样，在象征反思战争、走“和平”道路的占领初期日本“文化国家”构建中，也潜藏着浓郁的“近代向往”(14)理念。具体而言，占领时期以东久迩、吉田为首的保守政治家与以片山为首的革新力量，虽然在形式上一致将构建“文化国家”作为国家重建的理想形态，但二者对于“文化国家”本质的理解则存在根本性差异。即，保守政治家的“文化国家”构建本质是延续近代日本的“国体”(15)，而革新力量的“文化国家”构建本质则是反思战争、走“和平”道路的志向。 (一)保守政治家构建“文化国家”的“近代向往” 保守政治家关于构建“文化国家”的思想，其定位在于功利性地利用“文化国家”的和平性，以彰显日本主动反省战争、爱好和平的形象，期望在获取占领当局好感的基础上，争取尽量宽大的占领改革政策，其本质是以延续近代日本“国体”为目标推动战后重建。1945年8月28日，东久迩在就任首相后的第一次记者会上提出“一亿总忏悔”是国家重建的第一步。(16)丸山称“一亿总忏悔”不过是“在危难之际统治层释放的乌贼墨汁”。(17)事实上，东久迩的内心并没有真正地“忏悔”，依然是高度认同明治时代基础上构建起来的近代日本。东久迩曾毫不掩饰地声称：“民主性地运用明治宪法与《五条誓文》，对于贯彻《波茨坦公告》没有任何障碍。”(18)10月初，币原喜重郎在《终战善后策》中进一步明确，将“深化联合国军对我国的信任”作为占领应对的首要原则，并立即成为外务省对美政策的基本原则。(19)保守政治势力的真实目的并非与战前决裂意义上彻底的和平与民主，而是极力维护以天皇制为中心的近代日本“国体”。币原认为，战后日本的方向在于“确立天皇统治下的议会中心政治”。(20)而被誉为“币原(喜重郎)、近卫(文麿)、鸠山(一郎)的共同代理人”(21)、作为占领时期日本保守政治势力集大成者的吉田茂也公开宣称，“贯彻和平主义、民主主义”应当立足于“维持国体、国家”。(22)东久迩、币原、吉田在表面上倡导和平的“文化国家”，极力展现反省战争以迎合占领改革的姿态，但其内心则是极力固守近代日本的“国体”传统。正如藤田省三指出：“外表上对征服者完全服从，但在精神层面则是对其不断予以抵抗。”(23)1945年8月26日，在日本内阁的积极推动下，东京警视厅牵头建立的“特殊慰安设施协会”(RAA)就是迎合占领当局心态的极端表现，其目的在于“筑起性的堤坝来保护日本女性的贞操”以及防止种族“污染”。(24)该协会的创建是战时慰安妇制度这一战争罪行思维的延续，是保守政治家缺乏战争责任反思、一味从精神到肉体迎合占领当局以延续近代日本“国体”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