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谓“知识即权力(力量)”的说法，早已是广泛流传的名言；福柯关于知识和权力的双向关系(权力制造知识，知识产生权力)的阐述，也是学界耳熟能详的观点。这些说法所涉及的大抵是知识在一般社会领域的重要性。众所周知，政治领域必以权力关系为基本架构，那么知识在其中又处于什么位置呢？关于这个问题，在不同时代不同的政治文化中，可能有很不一样的理解。美国建国时期的精英领导人，对于知识和权力的关系当然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们处在一个信息传播不畅、教育不够发达的时代，但仍然坚信公共决策需要以知识作为支撑，公共政治的运行有赖于知识的广泛传播，共和政体的巩固离不开有知识、掌握信息的公民。这种关于政治领域中知识和权力的关系的认识，可以名之曰“知识政治学”。在以往的美国建国史研究中，关于知识的公共属性和政治功用等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受到特别的关注。从“知识政治学”着眼来考察美国的建国史，或许有助于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理解美国立国的原则和思想逻辑。 一、从“麦迪逊书单”到国会图书馆 美国的建国精英大都不是草莽英雄，而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饱学多闻之士，对于获取和运用知识始终保持高昂的热情。他们身处一个“开天辟地”的时代，但并不以武力和战功自重，而是借助知识和思考来进行新的政治实验，极力向外界展示自己的学识和理性。美国历史学家戈登·伍德说，美国革命者并不是一群造炸弹、搞破坏的密谋分子，而是一些关在屋子里写文章、现身会场发表演说的绅士。①这就是说，他们虽然不得不诉诸暴力以实现革命的目标，但并不依赖和崇拜暴力；他们在政治行动中倚重知识的作用，相信语言的力量。用约翰·亚当斯的话说，“如果不允许人类心智拥有充分的发挥空间，如果天才和学识不能得到充分的鼓励，我们非但不能通过这次革命而获得改善，反而会陷入可耻的狭隘、怯懦、自私、卑贱和野蛮的状态”。②事实上，他们也的确是善于运用知识的高手。在写作和发言时，他们经常引用前人的言论；在就公共问题进行讨论和做决定时，他们也喜欢诉诸多种多样的知识。因而不足为怪，早在独立战争尚未结束之际，他们就开始商议购置图书，为国会成员建立图书参考室，以便把政治行动和公共决策置于可靠的知识基础之上。 1782年11月，弗吉尼亚驻邦联国会的代表西奥多里克·布兰德(Theodorick Bland)提议，由邦联财政出资从欧洲购进一批图书，以供国会成员使用。邦联国会随即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起草关于购书的报告。委员会由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休·威廉森(Hugh Williamson)和托马斯·米夫林(Thomas Mifflin)三人组成，麦迪逊为实际牵头人。麦迪逊随即找他的好友托马斯·杰斐逊商量，拟定了一份需购图书的清单。③转年1月24日，麦迪逊代表委员会提出的购书报告交付邦联国会审议。这份书单共有十页，大多只标明相关书籍的门类和主题，而很少列出具体的书名。建议购买的图书总共有1 300册，涉及英、法、德等多个语种，全部需要从欧洲进口。④打算从欧洲进口图书以备美国决策者参考，这一举动至少透露三方面的信息：其一，美国建国者十分看重知识对于政治事务的意义；其二，美国自己的出版业尚不发达；其三，美国人在知识上不得不倚重欧洲的资源。 “麦迪逊书单”中书目的分类和排列，与当时欧美知识体系的构成是大体吻合的。书单的第一个子目为“自然法和万国法”(law of nature and nations)，所列大多属于当今哲学和法律领域的书籍。具体包括哈钦森、弗格森、格老修斯、普芬道夫、瓦泰尔、伯拉马基等人的著作，其中不少作者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当时各种政治写作和演讲当中，说明他们的著作早已是美国人所倚重的思想和理论资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同“自然法”(Law of Nature，Natural Law)相关的书有七八种之多，这意味着“自然法”尽管已受到经验主义思想家的质疑，但依然是美国建国者在世界观和思想逻辑方面的主要依凭。此外，英、法等国的法令汇编及立法理论书籍也出现在这一子目之下。这些书籍之所以被当作国会成员的重要参考资料，是由于他们在立法时离不开原则的指导，也需要借鉴各国法律的经验。 书单第二个子目的主题是“条约和谈判”(treaties and negotiations)，所涉及的是对外事务。所列书目有“条约全编”、马布利神父和布赫(Buche)的著作，以及欧洲历次战争议和的文件、重要外交家的回忆录及信件等。这类图书之所以排在第二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独立战争的形势和建国者的国际关怀。当时战争尚未完全结束，与英国等欧洲国家的谈判对于美国的独立和安全具有特殊意义，因而有关知识就相应地变得重要起来。 随后的第三至六个子目，涵盖历史和地理，尤以历史书籍居多。而且，在整个书单中，历史书籍的分量也很重，约占三分之一左右的篇幅。对于历史书籍的重视，同建国者受教育的经历以及对待历史的态度均有一定的关系。他们大多自幼接受古代语言和历史方面的训练，养成了“顾后以瞻前”的思维习惯，并且相信历代的经验教训能比纯粹的理论带来更多启发。在历史类书籍中，除去通史和编年记，最多的是断代史和国别史，而且大多是现代史家的著述。具体包括古希腊、古罗马、意大利、德意志、荷兰、法国、英国、苏格兰、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普鲁士、俄罗斯、丹麦、瑞典、波兰、瑞士、日内瓦、土耳其、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及历史资料，作者中则有罗利、伏尔泰、米洛神父、培尔、吉本、圭恰尔迪尼、普芬道夫、格老修斯、休谟、克拉伦敦、杜赫德等人的名字。在这些书籍中，除了欧洲几个大国(英、法、荷)的历史，也有若干不太重要的国家的历史；除了欧洲国家，还包括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和中国。这似乎可以说明，美国的建国者具有某种世界主义眼光，对于历史知识并不以成功、强大和同质性为取舍的标准，而同样留心异质文化和负面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