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秦到清代中期，中国人海上航行数不胜数，但却十分缺乏航海过程中的卫生和检疫知识与技术。①真正有效的海上卫生检疫知识和技术，实际上主要是鸦片战争后从西方传人中国，并在清末民初发生了质变，对国人的海外航行产生了显著影响。晚清民初的旅外华人，是接触、理解、认同和传播新式海上卫生检疫知识和技术的主力。旅外华人中的工、商、官、兵、学等群体，从接触到认同乃至主动传播这些知识技术，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过程，动态反映了近代旅外华人接受、使用乃至改造西方知识技术的复杂进度。 目前学界对海港卫生检疫多有涉及，但对船舶航行过程中的卫生检疫历史，少有深入研究。本文意图综合晚清民初的中外史料，从旅外的华工、使臣、军人和学生群体中，以纵横的角度，侧重展示旅外华人在海上航行过程中，从接触到认同并传播新式检疫知识与技术的多维曲折图景及其历史影响。 一、出洋华工与检疫制度 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世界逐渐建立起海上检疫制度，包括出洋前后的海港检疫和海上航行中的自我检测及防治。②西方人开启大航海的目的，是为了寻找新的土地和财富。鸦片战争以后，为了开发新掠夺来的海外殖民地，英、法、美、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就在闽粤两地强制开启了罪恶的“卖猪仔”活动，将骗来的华工投到海外艰苦的地区，进行沉重劳作。很多华工从此“生入地狱之门，死做海岛之鬼”③。按照西方航海法律，苦力船只本应进行出洋前检疫，可为了尽快地将“猪仔”乃至“猪花”(对被贩卖至海外的妇女蔑称)④运到殖民地，苦力船只基本上省略了出洋前的卫生检疫。在海上一旦遇到疫病，苦力船只往往用极为粗暴的方式进行检疫和防疫，其结果自然是遭到了华工的暴力反抗。 现在一些学者认为运载华工的船只，并不存在检疫一项。⑤事实上，出国华工很早就接触到了欧美列强的检疫行为。1847年，古巴种植园主在英国老牌奴隶贩子朱利塔公司的鼓动下，派朱利塔两艘船只“奥奎多”号和“阿吉尔公爵”号，前往厦门共诱招642名华工。由于厦门尚未建立检疫制度，这个贩奴公司进出口根本没有提及检疫事务，更没有给华工提供最基本的卫生医疗服务。不仅如此，朱利塔公司在航行途中对华工采取减停饮食、殴打等虐待行为，致使华工病亡率很高。按国际通行法令，船只此时应该就近靠岸，寻找医院对病者医治，对传染病者隔离。但这个黑心的奴隶公司对此视若无睹，既不愿意支付医药费，更不愿意耽误航期，只想尽快卖掉饥病交加的华工。其伎俩引起了古巴“洪达”的怀疑，故苦力船只一靠岸，就被“洪达”下令卫生检查。古巴当局就以健康状况太差为由，拒绝华工全部登陆。朱利塔公司不得不“答应负责赔偿损失”，才勉强让大部分濒临死亡的华工上岸受检。⑥结果，很多半死不活的华工就被投入到生不如死的古巴种植园中了。 1850年，英国“蒙太古夫人”号驶出香港后，船上发生严重瘟疫，但并没有及时靠岸防疫治疗，导致近300名苦力死亡。船上的苦力在航行期间也曾起义反抗，但在中国买办和外国打手的镇压下失败。该船巨大的死亡率，引起英国在华领事等人的关注，激起香港报纸的抨击，但并没有因此受到追究。⑦以上案例只是前往南美洲苦力船只的缩影。拉美船只将华工塞在狭小的船舱内，闷热潮湿，导致的病亡率以及由此引发的瘟疫最高，故殖民地当局会偶尔对华工进行检疫，尽可能地压榨剩余健康华工的劳动价值。⑧ 运往英美殖民地的苦力船只，亦存在这类问题。1852年春季，美国苦力船只“罗伯特包恩”号，诱招400多名福建籍华工，从厦门扬帆出海。在中途，船长赖利斯布莱生认为中国苦力肮脏，发辫“多生虫虱”，为了保持清洁，防止疫病，强迫很多苦力剪去辫子，并命令水手“用大扫帚在他们身上扫刷”，再用冰冷的海水冲洗，更惨无人道的是，将途中几十个卧病不起的苦力打死或者投进海里淹死。⑨该船海上卫生防疫之粗暴严苛，毫无人性。苦力忍无可忍，奋起反抗，杀死船长、大副等7名船员，成功控制了船只，然后逃到八重山避难。事件发生后，美国驻华公使伯驾一口咬定这是“有预谋的海盗谋财害命的案件”，要求英美军舰联合镇压手无寸铁的华工，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强迫清政府赔偿50万两白银。⑩针对苦力船只因为华人肮脏，发辫多生虫虱，才剪去辫子、冷水泼身的说法，当时主政广东的徐广缙和柏贵，严辞驳斥“此说更属荒诞。我等从未见中国人因生虱虫而剪去发辫者”，并以获救华工口供为证据，曝光了苦力船长以防疫为由肆意溺杀患病者，卫生防疫是假，暴戾自私是实!(11)广东当局尽力保护救回来的17名华工，却引起了美国的强烈反对。美国公使不仅没有任何的反思和歉意，反而公开叫嚣：“美国公民的合理要求受到刁难，其他要求虽被接受但不予解决。我国公民被盗劫、受重伤，得不到公平处理，得不到赔偿，中美条约的第17条……一再拒不执行……均为档案纪录所明白证实。如果认为这种做法是不能容忍的，我建议派遣美国海军迅速开到中国海面，用以加强我们同中国政府交涉的地位。”(12)此刻的伯驾极尽狡辩和恐吓之能事，一点也不像之前行医救人的医疗传教徒，而是凶相毕露，完全沦为面目可憎的侵略者。(13) 疫病让出国华工备受凌辱，但是偶尔也会吓退人贩子，扮演解救者的角色。1855年，外国拐匪聘用英国船“英格伍德”号，通过厦门有名的“卖人行”德记洋行等，从宁波、镇海、慈溪等地诱招贩运妇女。结果被诱招来的妇女“多数染有癣疥、癞痢、脓疮等皮肤病”(14)。这些女孩本身患有疾病，被塞到狭窄的船舱后，不久在船上引发了瘟疫。船只未经检疫就匆匆出航，结果行驶不久，瘟疫扩散，致使很多船员一靠近船舱，就会发高烧。部分船员或出于自保，坚决拒绝继续载之远航，迫使船长将其送返中国。(15)如果不是女孩们身患具有传染性的疾病，威胁着整船人的性命，引起了船员恐慌，这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船员极有可能不会将此事捅出来，选择继续沉默，配合船长和马丁内兹等人将其贩卖到国外。传染病和海上防疫，无形中帮助了被拐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