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防疫口罩在近代中国的兴起、流行与波折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鹏,历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王璞,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口罩在近代中国的传入与使用,是现代卫生防疫知识、观念和制度生成的重要侧面。20世纪初,在因应东北鼠疫等公共卫生事件中,中外卫生学家尝试将口罩运用于防疫实践。随着细菌学知识的深入传播、卫生部门防治传染病经验的日渐成熟,口罩于1929年被纳入中央层面的公共卫生防疫制度,并在20世纪30年代基本实现社会化普及。不过,医学认知的误区、传统习惯的抵触、国家权力的过度干预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也使口罩的推广经历了一些波折。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21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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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R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21)07-0116-12

       清末民国时期,西方现代医疗卫生新知的输入和普及,有力推动了现代卫生防疫知识、观念和制度在近代中国的生成与发展。其中,作为现代细菌学、卫生学产物的防疫口罩在中国的早期传人与使用,恰从一个侧面呈现了卫生现代性建立的历史过程。学界对此关注不多,多在个别医疗卫生史论著中简略提及,①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将勾勒卫生防疫口罩在近代中国从最初兴起到正式纳入防疫制度,乃至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并由此进一步揭示,在既有的经济条件、医学知识、社会习惯、心理认知、行政权力等因素影响下,口罩推广所遭遇的一些波折,这有助于今人从一个微观视角审视“传统与现代”“个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

       一、清末民初公共卫生事件与防疫口罩的最初兴起

       据学者研究,人类借助遮蔽口鼻的丝、绢织品以保持人际交流中的清洁卫生,最早可追溯至古代欧亚大陆,波斯人在举行宗教仪式时使用“类口罩物”将不洁之物遮挡起来,古希腊、古罗马亦有类似抵御“恶气”的做法。在中国,先秦时期就有用丝巾做成简易“口罩”的记录,13世纪的西方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记中称,元代宫廷已要求太监、宫女向皇帝献食时用绢布蒙住口鼻。②不过,这些“类口罩物”与现代意义上的口罩相差甚远,不仅缺乏现代卫生学、细菌学的理论支撑,所用丝、绢材料也不能有效抵御病菌传染,且多用于某些特定场合和人群,没有广泛应用于传染病预防实践。

       作为防止灰尘、病菌等侵入的卫生用品,现代防疫口罩是随着近代医学特别是细菌学的发展而出现的。1849年,美国人刘易斯·哈斯莱特(Lewis P.Haslett)发明了一种“防尘口罩”,专门给矿工用来过滤灰尘。伴随着基础医学和显微镜技术的改进,细菌学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取得根本性突破,逐步取代此前占主导地位的瘴秽之气致病说,传染病防治观念和举措也由此迈入新阶段,高度重视预防,成为现代卫生防疫观念体系的关键内容。③1897年,受细菌学家巴斯德(Pasteur)研究的启发,德国医学家米库里兹氏创制了用消毒纱布蒙口鼻的口罩(Mikulicz's mask),它被公认为首款现代意义上的医用口罩。此后十余年间,越来越多的医学家提倡医生和病人在医用场合佩戴口罩以防交叉感染,并逐渐增加了绑带、细铁丝支架以方便佩戴,逐渐确定了现代卫生口罩的基本形制。④

       20世纪初年,卫生防疫口罩开始零星出现于中国社会。据清末立宪派主办的《中华报》1904年报道,北京城内因开挖沟渠,不仅臭气熏天,且有“无限奇状之微生物”经口鼻进入腹部而致疾,因此“西人行者均带鼻罩”。⑤显然,“鼻罩”的运用已有现代卫生学、细菌学理论的指导。不过现代意义的口罩在当时中国社会的引介和使用仍相当有限。一个明显的例证即英文Muzzle尽管已被翻译为“口套”,但多指用于马犬嘴上的套子,并未与卫生防疫口罩联系起来。《字林西报》1902年的一篇报道就提及,上海人非常厌恶不戴口套的狗(Unmuzzled dogs)。⑥1908年,颜惠庆编纂的《英华大辞典》也只是将Muzzle解释为“套于马犬等嘴上以阻其噬咬”。⑦

       口罩在近代中国的最初兴起,与发生于1910年冬的东北鼠疫关系至深。参与防疫的各国细菌学家使用了类似口罩的呼吸器,方擎等一批受过西方医学训练的中国医师集体设计并积极推广纱布口罩。⑧只不过此种防疫装备当时并未被冠以“口罩”的称谓,而是有“口套”“鼻罩”“面罩”“覆口物”“避疫面具”“呼吸器”等多种对应词。据史料记载,当时配发给防疫人员的口罩不仅样式五花八门,“大小长短阔狭不相等”,⑨而且数量严重不足,防疫组织不得不动员许多志愿者在家中赶制出数千个简易纱布口罩。⑩在公共卫生学家伍连德主持的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议上,与会的各国专家对“防疫面罩”展开过研讨。意大利海军外科医生迪·吉尤拉(Di Giura)等人建议为“卫生工作人员提供统一型号的面罩,并指导他们适当地使用”,英国皇家内科医师学会会员杜格尔德·克里斯蒂(Dugald Christie)、中国鼠疫俄国调查委员会主任扎博罗特尼(Zabolotny)等人还呼吁将佩戴面罩的人群范围从医护人员扩展至“鼠疫患者、疑似患者和接触者”。这些提议得到专家们的充分肯定,“应该给鼠疫患者和疑似患者戴上特制的面罩”被写入大会决议。(11)同时,1911年奉天防疫事务所医官也通过实验证实,对于鼠疫患者“用覆口物能抑制或减消病菌之飞散”,且其材质“以棉纱为最多”,能够减少治疗检诊或看护人被感染的风险。(12)尽管此一结论在当时仍存在争议,但有助于推动防疫口罩在更广地域和更多人群的使用,也成为中国成功遏制鼠疫肆虐的关键原因之一。

       经此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之后,有关卫生口罩的宣传和推广工作在20世纪头十年取得积极进展。据中华医学会主办的《中华医学杂志》介绍,当时已有医学家主动向民众讲演“避疫面具”的使用方法,还绘图送登上海的各家报刊,借助媒体加以鼓吹。(13)1918年,毕业于天津海军医学院的谭其濂在《鼠疫》一书中总结和继承了清末应对东北鼠疫的成功经验,特别强调鼠疫传染多由吸气所致,故“卫生员役宜令一律带用同样口鼻罩,并教其如何带用,方为合式”。(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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