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办企业，指中国近代政府创办的企业，主要包括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组织形式的企业。从19世纪60年代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的生产方式完成了从手工作坊到机器大生产的转换，而官办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先导性的作用。官办企业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融资，因它们是政府创办的企业，必然获得国家财政的支持。但事实上，近代历届政府财政大多空虚，官办企业仅依靠财政是不能满足其融资需求的。官办企业在融资矛盾的驱动下，不断根据自身所处的内外条件寻求新的融资形式，进而发展出独特的融资道路。探讨中国近代官办企业的融资变化，有助于我们把握官办企业的本质属性，对解决当前国有企业融资问题或有启示。 现有研究多有涉及中国近代官办企业的融资问题，但都没有专门的论述。如孙毓棠、汪敬虞、陈真、张国辉、许涤新与吴承明、杜恂诚、张忠民等学者都在专著中论及近代官办企业的经费筹集问题，但并未系统地探讨其融资变化；①还有学者分别探究了中国近代企业的融资形式，朱荫贵、杜恂诚、张忠民等谈论了官款融资，②李玉、朱荫贵等论述了社会商股的融资形式，③黄逸平和袁燮铭、朱荫贵等阐述钱庄的融资形式，④朱荫贵、兰日旭等论及银行融资形式，⑤洪葭管、张国辉、汪敬虞、宓汝成、向明亮、朱英等研究了外债融资形式，⑥但他们都未专门从近代官办企业的角度研究近代企业的融资形式。因此，本文拟探讨中国近代官办企业的融资形式、融资结构变化及融资特征，填补这一学术空白。另外，本文讨论的官办企业主要是指工矿、交通运输类企业，官办银行不是讨论的重点。 一 中国近代官办企业的融资形式 中国近代官办企业的融资形式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企业是洋务派创办的军用工业，其融资形式主要是政府官款调拨。但随着清政府财政状况的恶化、官办企业经营范围的扩大以及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变动，官办企业必须根据自身条件和外部社会环境调整融资形式以维持发展。最终，近代官办企业的融资形式，从单一的官款融资发展到兼容商股股权融资、国内借贷融资、外债融资等多元形式。此外，近代官办还出现较小部分的企业集团内部资金的相互调拨、直接吸收社会储蓄等融资形式，但这些形式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 (一)官款融资 官款融资，即官办企业的经费，主要是由国家财政拨付。中国近代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的官款融资形式又有所不同。 官办企业的融资，即政府对企业无偿拨款。洋务运动时期的军用工业融资，就是政府官款调拨。这种企业所耗经费数额巨大，洋务派官员不断地向清政府申请。大型企业的经费多来自中央财政，是奏请调拨的海关关税、厘金和军需项下的拨款等；中小型企业的经费多依赖本省财政，是调拨的地方茶引、厘金、地丁以及洋药税等。清政府的拨款成为企业能否经营、生存以及解决财务危机的关键。两江总督马新贻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中写道：“综计该局(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用款：造船项下既须兼办枪炮，而制造之外又有诸色工程，各项经费，较之前二年间用费倍增。”⑦在奏请调拨的官款中，海关洋税是主体。⑧甲午战后，中国政局跌宕起伏，各个政府对军工企业都是维持官办，军工企业经费也基本由财政核算拨款。 官督商办企业的官款融资，是政府资金垫借，必须由企业还本付息。19世纪70年代，洋务派在创办“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之初，必须垫支部分官款。1872年，轮船招商局成立时，“经北洋大臣李鸿章奏准拨借直隶练饷局存款制钱20万串，作为官本”。⑨在企业运营中发生融资困难，还得挹注政府官款。1876年，李鸿章“虑势将不支，故于烟台定约后督同各司道台局赶紧筹拨官款50万，以免重出庄利，该局气力为之一舒”。⑩这些垫借的官款，主要来源于税款、饷款、部款、报效款等。这些官款，需要还本付息，但利息不高，有时也会缓息、免息。但清政府的官款支持既无规划，也无通盘考虑，更无从资金上长期扶助支持的措施，带有很大的随意性。(11) 官商合办企业的官款融资，形成企业的股份，官商根据股本比额分配盈余。甲午战争后，在交通、矿政等垄断营利行业，官商合办企业逐渐增多。但近代官商合办企业的官款来源，同样具有多样性。比如，1918年成立的河北龙烟铁矿共有资本500万元，其中的官股部分来源于西原借款。(12)1918年成立的河北斋堂煤矿，“官股虽经海军、农商两部各分认20万，但未照交，仅就历年欠缴矿税9.0784万元改作股本”。(13)南京政府的官商合办企业是官办企业的主流形式，在诸多管理官办企业的职能部门中，以资源委员会最为重要，这些部门所属企业官款融资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 (二)商股股权融资 财政是官办企业融资的基础，但中国近代历届政府财政都较为匮乏，在资金大量缺口的情况下，官办企业选择招集巨额的商人资本进入企业。中国近代的商股融资来源，主要包括买办商人、一般商人、官僚以及地主等群体积累的资金。引入社会商股的形式，主要分为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 清政府创办民用工业之初，财政资金匮乏，而此时社会上巨额的买办资本引起了他们的格外关注。买办商人也想经营利润高的航运、煤矿等行业，并积极攀交洋务派官员以寻求政治力量的庇护，买办与洋务派最终达成了共识。洋务派官员招揽有影响力的大买办商人入局承办企业，这些买办及其亲友首先投资，进而带动社会资金投资官督商办企业。但当时社会民众对股份制不甚了解，对政府也不太信任，普通商人还是对官督商办存在顾虑的，招募商股并不顺利。1878年，开平矿务局计划招集资本80万两，实际只招得20余万两，主要投资人还是唐廷枢、徐润及与他们有联系的港粤商人。(14)然而，由于官督商办企业的实际经营权操纵在少数由官方委派的承办人手中，商人的利益根本无法保障，挫伤了商人入股企业的积极性。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官督商办企业招股更加困难。甲午战争后，官督商办企业的商股基本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