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21)04-0062-08 1912年，民国肇建，百废待兴，国内南北对峙的紧张状态依旧存在，政局发展依然不甚明朗。近代以来，外国列强势力的存在逐渐嵌入中国的权势结构之中，外交与内政之间的互动关联愈加密切。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也通过公众舆论等手段对政局施加影响。对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而言，获得外国列强，尤其是英、法、美、日等大国的承认成为了其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支撑，也具有财政层面的现实利益。1912年同样也是日本明治纪元的最后一年，明治天皇于该年7月末病逝。进入大正时代之后，日本的政党政治与外交政策也面临新的调整。1912年对于中日两国而言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两国都面临着政治与社会的重大转型。 承认新国家与承认新政府在性质上存在差异，辛亥鼎革虽致中国政体更换，但国家之主体依然存在，因此外国对中华民国的承认主要针对新政府而言。“今之言承认，非指国家而言，乃指政体而言，其政体无论如何改革，即由帝制而改为共和。国中政权，有人掌握。考诸国际公法，政府为国之代表，自可酌量变更，于其国本并未动摇，故承认云者，乃承认旧有国之新政体耳。”①在国内领域完成“内部主权”转化的情况下，获得国际社会对其“外部主权”的承认成为了民国政府首要的外交课题。②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职后即发表了对外宣言，在陈述新政府外交政策的同时，也希望各国早日承认新生的民国政权。③袁世凯上台之后，同样力争各国的承认，而在此问题上，日本扮演了关键角色。武昌军兴之后，日本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国内政局的变化，在其使中国实现君主立宪制的计划失败之后，日本转而寻求维持与扩大在华利权，通过与英、美、俄、法、德等国展开交涉，意图以“列国协调原则”拖延列强对民国政府的承认，从而谋取最大利益。关于国际社会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的问题，学界已有不少考察，多围绕中外就承认问题展开的外交活动进行，主要表现为相互协调与牵制，日本与美国则是重点关注的对象。④对于本文的观察视角，即“葬礼外交”这种非典型外交形式的理论和实例，国际关系学界也有一定的讨论。⑤本文通过对中日外交档案及报刊的梳理及比较分析，聚焦于中日之间围绕明治天皇去世展开的“外交攻防”，尝试对非正常状态下中日两国的外交政策与实践做出新的解读，以求教于方家。 一、民国政府与社会悼念日本天皇病逝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孙中山及外交部陆续向英、美、日、法等国政府发出信函及照会，要求其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与中国交涉诸事，须同南京政府交涉办理。但是列强驻华公使团达成协议，在中国成立统一政府之前，对南京政府不予承认。直至清帝下诏退位，此阶段的外交事务则继续同清政府进行交涉。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获得列强的承认就成为首要的外交课题。继而南北议和达成，中国再度实现统一，达到了之前列强提出的承认新政府的条件，但各国为了在承认问题上获得最大利益，皆在此问题上逡巡不前，并倾向由英国和日本率先做出表态。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在致欧美各国大使及驻华公使的电报中提出了日本承认民国政府的几个条件，包括：承认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负担旧外债，承认之前的一切契约、条约及义务，外国继续在华享有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等。⑥上述条件获得了列强的共同认可，要求民国政府承认各国之前基于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所有特权，以此作为继续谈判的筹码。4月唐绍仪即将组阁之际，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与日本公使谈及新政府承认之事，日本驻华公使表示“从中国的现状来看未达到可以承认的条件”。⑦日本为了获得民国承认问题的主导权，积极同英、俄、法等国展开秘密外交，以承认旧有条约、扩大外国在华特权作为承认袁世凯政府的条件。⑧就在民国政府与以日本为代表的列强就承认问题“讨价还价”之时，日本国内政局出现了重大变故，即明治天皇睦仁的逝世。 1912年7月初，中国国内的报纸就已经关注到明治天皇身体健康状况的恶化。明治天皇自身罹患糖尿病与慢性肾炎，经多名医生的诊断，确定为尿毒症。⑨之后其身体状况虽有起伏，但终因病情恶化，于1912年7月30日在东京病逝。翌日，国内各大报纸纷纷转引了此消息，尤其是日本在华设立的中文报纸，如《顺天时报》《盛京时报》等，更是不惜篇幅地报道了明治天皇逝世的新闻以及各国的反应。很多介绍明治天皇生平事迹的文章也见诸报端，整体性的感情基调以惋惜与哀悼为主。 明治天皇的病逝，对于成立不久且尽力想获得日本等列强承认的民国政府而言，是一次难得的进行“葬礼外交”的国际契机。所谓葬礼外交，“主要是指以葬礼为媒介的国家交往方式，以利用为领导人举行葬礼这个特殊平台，相关国家之间进行接触和磋商，从而实现国家间关系的正常化或深化，以此增强国家间的交往”。⑩葬礼外交可以为主办国与参与国提供开展外交活动的平台。明治天皇的去逝正逢民国建立不久，民国政府不仅可以通过官方及民间各层面的致哀活动对日示好，更可以借助派遣官方代表参加悼念活动以及新天皇的登基仪式等外交行为获得在国际舞台展示其存在的机会，从而推动各国对民国政府的承认。虽然不能肯定此即为民国政府向日本政府致哀的主观意愿，但是以“葬礼外交”作为一种外交手段在客观效果上显然有助于民国政府外交意图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