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主要推动者是谁？这好像不是一个问题，自然是康有为。 但是，显示康有为作为戊戌变法主要推动者的证据却出现了问题。其一是康的《戊戌奏稿》已被黄彰健与孔祥吉判明作伪，是康在戊戌之后十多年(即辛亥革命前夕)的作品。其二是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后所写的回忆录《我史》也被证明为不很可靠的史料，须小心使用。梁启超所写的《戊戌政变记》多有夸张之词。光绪帝并没有对康“言听计从”，处处遵循。①康有为当时的官职是工部候补主事(正六品)，光绪帝仅召见其一次，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康未就任)，后派他去上海办理《时务官报》。这么一位低级官员又是如何充当变法的主要推动者？也因为如此，有些学者对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的地位表示怀疑，认定戊戌变法最主要的推动者是光绪帝，康有为的作用被过度夸大。② 但是，当时人的看法却不相同。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追究变法责任，几乎所有人的指向都归“罪”于两人：一是光绪帝，一是康有为，同时认定光绪帝被康有为所蒙蔽。 笔者在上面使用了两个“但是”，说明问题之发生。前一个“但是”指康有为自己的说法有问题，这已被证实了；后一个“但是”，虽有官僚集团高层力图在整体上摆脱“罪名”，并有为光绪帝讳言之嫌，而关键之点却又不言自明：需要说明并证明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与光绪帝的关系。 本文因此产生。笔者再次整理与考察现有可靠史料，重建史实，以能回答下述问题：一、康有为影响(或称“蒙蔽”)光绪帝的方法、渠道是什么？二、光绪帝对康有为的认可程度如何？采用了多少康的建策？三、光绪帝是否想重用康有为，以改变政治体制？ 一、最初的接触 1888年，康有为以荫监生的身份参加顺天府乡试。这是他第二次进京。在京期间，他结交沈曾植、曾纪泽、黄绍箕、屠仁守、盛昱、王懿荣等京官；并上书翁同龢、徐桐、潘祖荫、祁世长等高官。他在此期间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上书光绪帝(即所谓“上清帝第一书”)。他作为一名荫监生，并无渠道上书皇帝，故试图通过国子监或都察院代奏。盛昱是国子监祭酒，翁同龢为管理监事大臣，祁世长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康与他们联络，多为上奏之事。而潘祖荫、徐桐为政坛高官兼士林领袖，康与他们联络亦有接近上层之意。“上清帝第一书”的主要内容是：清朝此时内忧外患而不自知，应下罪己诏，及时图治。他提出的三策分别是“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③国子监与都察院都未同意代递，但翁同龢觉得颇有价值且私录其主要内容。④ 除了“上清帝第一书”之外，康有为还代御史屠仁守等人起草奏折。现能找到的有5篇：《请醇亲王归政折》《为报效一途急宜停止以存政体而遏乱原折》《请开清江浦铁路议》《门灾告警请行实政而答天戒折》《为宗社严重国势忧危乞赐面对以竭愚诚折》。⑤在自己上书未达的情况下，代拟奏折似乎给他另一种上书言事的新思路；他也在代拟的奏折中夹带自己的思想。这些都是康有为主动接近光绪帝的举动，光绪帝本人则对此一无所知。 1894年3月，已中举人的康有为第三次来北京，参加会试未中，6月回乡。8月4日，给事中余联沅上奏称： 今康祖诒之非圣无法，惑世诬民，较之华士、少正卯，有其过之，无不及也……相应请旨饬下广东督抚臣行令，将其所刊《新学伪经考》立即销毁，并晓谕各书院生徒及各属士子，返歧趋而归正路，毋再为康祖诒所惑。⑥ 光绪帝发给两广总督李翰章寄信谕旨，措辞严厉： 有人奏，广东南海县举人康祖诒刊有《新学伪经考》一书，诋毁前人，煽惑后进，于士习文教大有关系，请饬严禁等语。着李瀚章查明，如果康祖诒所刊《新学伪经考》一书，实系离经畔道，即行销毁，以崇正学而端士习。原片着钞给阅看。⑦ 此时军机处由孙毓汶把持，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光绪帝对该谕旨印象并不深刻。经康有为、梁启超奔波后，两广总督李瀚章仅命将该书“自行销毁”而不了了之。⑧ 1895年3月，康有为第四次来北京，参加会试。5月6日，新贡士发榜，康有为中第5名。5月10日参加新贡士复试，中三等第4名；15日参加殿试，19日传胪，中二甲第46名进士；22日参加朝考，中二等第102名。6月2日，参加新进士引见，以主事“分部学习”，后分发工部。康有为并没有正式去就职。 就在此次会试期间，清朝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李鸿章在马关议和，条约各款极为苛刻。消息传出，各省公车(应试举人)纷纷上书，要求拒和再战。5月1日至3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南城松筠庵组织了规模最大的“联省公车上书”(即“上清帝第二书”)，签名者达602人，因听闻和约已签，未递交都察院。⑨5月29日，康有为递交“为安危大计乞及时变法呈”(即“上清帝第三书”)至都察院。6月3日，都察院代递至光绪帝。⑩这是光绪帝第一次收到康有为的条陈。此后，康又撰“变通善后讲求体要以图自强呈”(即“上清帝第四书”)，交都察院代递，都察院以康已分部而拒绝；再交工部代递，工部亦拒之。(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