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金田起义170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建于20世纪50年代，镶嵌于其基座的十幅汉白玉浮雕按时序以八大事件为题材，勾勒出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段历史的主线，其第二块浮雕为“金田起义”。这代表了国家对太平天国的定位和评价。太平天国研究在新中国成为一门显学，取得巨大成绩，但也有偏差，主要表现为在运用唯物史观时存在简单化、公式化、教条化倾向，一味美化太平天国。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后，学界出现不同声音，有学者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妖魔化”，一味美化曾国藩和湘军。这种声音日渐增多，形成一股社会思潮。关于太平天国和洪秀全的评价如此大起大落，在中国近代史各专题和人物研究中绝无仅有。何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这段历史？学界以往曾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解析。①随着时下太平天国研究日趋寥落，相关思考和研究亟待加强。笔者尝试结合太平天国史学史和有关史实，对相关历史思潮、社会思潮的演变及最新动态进行梳理评析，谈点一得之见。 一、金田起义之真相 清政府指斥洪秀全等人“金田倡乱”。②太平天国刊刻的书籍中提出并广泛使用了“金田起义”这一概念。《太平救世歌》《建天京于金陵论》《天情道理书》《行军总要》等书均采用这一概念，如《太平救世歌》有云：“故自扶真主金田起义以来，万民响应，四方乐从。”③据时人记述，太平军攻克南京并在此建都后，不时搭台聚众“讲道理”，通常会讲到金田起义等开国史：“我辈金田起义始，谈何容易乃至斯。寒暑酷烈，山川险峨，千辛万苦成帝基。尔辈生逢太平日，举足便上天堂梯；夫死自有夫，妻死自有妻，无怨无恶无悲啼；妖魔扫尽享天福，自有天父天兄为提携。”④新中国沿用“金田起义”概念，肯定洪秀全等人起兵造反的正义性。 然而，近几十年来，不断出现否定金田起义的声音，认为洪秀全是“野心家”，聚众造反不是举义旗、起义兵，纯属发泄私愤。上海某大学中文系潘旭澜教授写了本随笔《太平杂说》，其中《科举怪胎》一文说，洪秀全1837年(道光十七年)第三次科考落榜，“已在内心深处做了造反的准备”；1843年第四次落榜，“失意的老童生洪火秀，就成了激烈的造反领袖洪秀全”，“十七年里四次挫折，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仇恨。使他仇恨的不是科举制度，而是他的落榜”。⑤此说得到不少人附和，至今仍有人指斥洪秀全是“骗子”、彻头彻尾利欲熏心的“政治野心家”。这是釜底抽薪，从源头上否定了太平天国。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洪秀全在第四次科考落榜后，受基督教布道手册《劝世良言》影响，从此断了科举仕进念头，转而皈依上帝，毅然走上反清革命道路。这与“泄愤”说、“野心”说立论相反而预设前提一致，均认为洪秀全在对科考绝望后便确立了反清政治立场。但核诸史实可发现，此说并不能成立。 1837年落榜的确对洪秀全刺激很大，他为此卧病月余，梦中产生升天幻象。病愈后，其生活恢复原貌，继续当乡村塾师，同时仍心系功名。倘若洪秀全确实“已在内心深处做了造反的准备”，他断然不会六年后又去参加科考。1843年第四次落榜使31岁的洪秀全感到绝望，但并没有因此而决意反清。他撤去书塾中孔子牌位，转而皈依上帝，这在时人眼里是“从番”、离经叛道，但本身并不具有政治内涵。事实上，洪秀全的上帝信仰全属无师自通，他所理解的上帝信仰是个混合体，对儒家孔学和正统基督教而言都是“异端”：有西方基督教元素(如上帝六日创世、洪水泛滥与挪亚方舟)，有中国先秦儒家典籍中“上帝”“天”的特征(如洪氏一再强调“盘古以下至三代，君民一体敬皇天”)，并掺杂着洪氏的心理暗示(发觉《劝世良言》内容与其病中升天梦境相吻合，进而认为自己与上帝关系特殊，乃至后来自称是上帝次子、耶稣胞弟)。洪秀全在家乡广东花县积极宣传上帝信仰，复与冯云山等结伴出游布道，先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后长途跋涉至广西浔州府，落脚贵县赐谷村表兄家发展信徒。他劝人独尊上帝、不拜偶像，虽惊世骇俗，但并无挑战现实政治秩序的意图和举动。同期，他撰写了不少宗教宣传品，留传至今的有《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其基调与《劝世良言》相同，主要劝人拜上帝、做正人、行善事，弃邪从正。如《原道救世歌》举例说：“嗜杀人民为草寇，到底岂能免祸灾。白起项羽终自刎，黄巢李闯安在哉？……总之贫富天排定，从吾所好自徜徉。孔颜疏水箪瓢乐，知命安贫意气扬。”⑥苦口婆心劝人知命安贫，哪有丝毫鼓动造反的影子？1847年春，洪秀全专程来到省城广州，随美国传教士罗孝全(I.J.Roberts)接受正规的基督教启蒙教育，每天在教堂《圣经》班听讲两小时。他一心想加入教会，但功亏一篑，因提出入教后的生活保障问题而被视为动机不纯，导致受洗一事搁置。洪秀全在广州前后盘桓三个多月，因入教受阻，这才改赴广西与冯云山会合。总之，确凿事实证明，洪秀全在连番落榜后并没有变成“激烈的造反领袖”。 洪秀全的思想是渐变而不是骤变，其转折点在二次入桂。广西是道光末年华南社会问题最复杂、社会矛盾最尖锐的一个省份，山多地少，耕作粗放，素称“地瘠民贫”，财政不能自给，需清廷拨款或外省接济。随着耕地开发接近极限而人口仍持续增加，地少人多问题日趋突出。据统计，清顺治年间广西全省人均耕地约14亩，乾隆后期锐减至1.5亩左右，到咸丰元年(1851)已不及1.2亩，低于全国1.78亩的人均耕地数。⑦为扩大耕地，人们开垦河滩、砍伐森林，使生态环境越发脆弱，水旱灾害频发。例如，道光初年，宜北县连续两年干旱，五谷无收，人民饿殍。道光十四年(1834)起，宾州在五年内迭遭蝗灾、地震、旱灾和水灾，哀鸿遍野。这是天灾，更是人祸，与官府不关心民瘼有直接关联。广西吏治腐败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官员不作为。广西穷，县的辖境大、官员少，且官员队伍不稳定，外省人一般不愿到所谓“瘴乡”做官，来了也想调走。广西巡抚邹鸣鹤在1851年9月8日奏报说，广西吏治之坏，“由于庸劣牧令自甘暴弃者，十仅二三；由于边荒地瘠困苦异常，吏役稀少有呼无应，牧令以官为传舍且以官为桎梏，相率苟安、旦夕畏避思去者，十之六七。此弊积渐甚久”。⑧二是官员贪墨成风，残民以逞。以贵县为例，“清道光间，吏治日偷，闾阎疲弊。知县杨曾惠恬嬉贪黩，又复久于其任”。⑨官府横征暴敛加之土地兼并，大量自耕农破产，沦为佃农或游民、流民。此外，广西还存在民族问题(汉、壮、瑶、苗等共同开发广西，同时也存在利益冲突)、土客问题(土著与客家人之间大规模械斗)。广西官员少、驻军少、经费少，官府控制力弱，却集民生、民族、土客三大问题于一身，这在南方各省极为罕见。围绕耕地的争夺是民族、土客纷争的焦点。因此，民族问题、土客问题说到底也是民生问题，是其特殊表现形式。民不堪命，必然铤而走险，主要表现为民间秘密拜会结盟现象屡禁不止，天地会迅速滋蔓，啸聚山林行劫掳掠者增多，社会秩序大乱。洪秀全1847年夏二次入桂期间便在途中遇劫。⑩社会矛盾激化，民不聊生，导致民变蜂起。同年秋，湖南新宁县瑶民雷再浩聚众起事，在湘桂边境与清军交战两月。次年春，壮民陈亚贵在广西武宣县率众起事，联合天地会首领覃香晚攻打修仁、荔浦县城。以此为标志，广西下层民众从原先的打家劫舍向攻城劫狱过渡。全省天地会起事此起彼伏，纷纷打出“反清复明”“替天行道”“杀官留民”等旗号。反清武装多达数十支，人数从数百到数千人不等，“有自行旋起旋散者，有兵勇击败而散、兵勇撤而复起者，有此股甫经扑灭、彼股又另起事者，几于无地无之，无时无之”。(11)正是在此形势刺激下，洪秀全萌生反清之意，断然表示：“过于忍耐或谦卑，殊不适用于今时，盖将无以管镇邪恶之世也。”(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