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21)03-0140-08 DOI：10.16339/j.cnki.hdxbskb.2021.03.019 互联网对于青少年来说，不仅是一种技术或者平台，也是意见表达、公共参与、社会交往的虚拟场域，是他们日常生活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不可或缺的部分。作为网络时代原住民的青少年群体，在话语方面体现出独特的文化特征，创造或捧红了许多网络语言和热词。根据对各年青少年网络语言的总结盘点，它们往往有很大比例诞生于新闻事件之中，与当时的社会热点密不可分。 从2008年的“俯卧撑”到2020年的“凡尔赛”“打工人”，从表达立场的“吃瓜群众路过”到纯粹表达情绪的“哈哈哈哈哈”，在中国互联网的舆论环境中，已经很少看到意识形态色彩很重、政治口号式的抗争话语，取而代之的，是不断更新换代、看似价值无涉的网络语言。尤其是对新鲜事物接受能力最强的青少年，在公共参与过程中经常使用流行的网络语言，而不是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关于“话语抗争”的研究，与抗争政治这一主题密不可分。赵鼎新认为，变迁、结构、话语是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的三大宏观因素。他将梯利的集体行动形式库概念进行推广，加入话语和符号层面的内容，提出“文化资源库”这一概念。“而且包括了在一定时空内一个群体发起抗争所能利用的文字性和符号性资源……所具有的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脚本，而是许多不甚相干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符号、意识形态、价值观和传统的组合。”[1]这一概念的扩展，将话语在抗争政治中的工具性与可调动的资源性体现出来。其中增加的部分，被周裕琼界定为“抗争性话语的总和”，即“抗争性话语形式库”，应用于乌坎事件中抗争性话语的建构和传播中。她还将抗争性话语界定为“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参与者利用各种人际、群体以及大众的渠道建构与传播的符号集合。”[2]于建嵘对抗争政治的研究中，虽然并没有直接针对话语这一具体对象的研究，但注意到以话语为主要内容的抗争中的宣传活动，对访谈中提到的“安装扩音器，放国歌，在横匾上写‘减轻人民负担’”等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这种宣传活动本身就是维权精英对地方政府权威乱作为的公开宣战。他还提到，在工人代表们抗争的诉求文本中，在行动没有确定的法定依据时，就去依靠“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我们曾经为国家做出过贡献”“不平等”“不公平”这些政治口号形式的话语。[3] 可以看出，此类研究中，一方面，往往将话语抗争放在抗争政治的整个框架内，作为框架的一部分进行分析；另一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的话语是已经形成的集体行动中产生的，基本特征是比较“硬”，目的性和政治意味比较明显。 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快速发展，话语抗争与网络环境的特性结合，有了新的形态和产生条件。网络中的话语抗争这一对象，近年来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其中，网络语言作为互联网语境的特殊产物，其抗争作用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如，刘国强、袁光锋以“躲猫猫”为例，认为网民通过赋予新的所指对权力进行话语的抵抗，分析了网络流行语的生产机制；[4]王冰雪探索了网络语言传播中的另类化表达与空间实践现象，认为其成因在于社会分化与重组中权力的非均衡，并总结出调侃-狂欢-抵抗的解释逻辑。[5]但这些研究中，仅针对网络语言某一抗争作用，没有提出网络语言本身的话语抗争性质，未能全面深入地探讨网络语言作为独特文化符号是如何成为抗争手段的；对象上比较宽泛，缺少针对网络语言的主要使用群体——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的研究；缺少针对“软性”这一与传统抗争话语相区别的特性，并与其相互勾连和比较的研究。 由此，本文提出研究问题：在青少年进行公共参与的场景下，将网络语言作为一种抗争话语进行研究，并主要研究其“软性”的一面，即强调抗争中无论抗争者还是对象都不感到强烈的刺激，避免直接对抗。即，青少年在公共参与中，是如何通过网络语言的使用、传播与扩散，进行话语抗争的；从个人、群体到整体，这种抗争与传统话语抗争的最大区别——“软性”是在怎样的框架下实现的；具体来说，它的类型划分、体现形式、形成条件和意识形态影响是怎样的。 本研究自2016年11月起开始并搜集和分析研究各种现存的有关新闻资料和网络评论资料，从各门户网站年度流行语总结、舆情研究总结、前人研究、参与观察中选取信息，关注某些典型网络语言个案，根据时间线索和传播路径线索，追溯其产生、传播、流变。在新闻客户端、微博、微信朋友圈关注青少年对公共事件的评论和转发，并挑选典型对象与之进行讨论、互动，长期观察其在评论转发中使用网络语言的语境、习惯、使用特点、与他人互动情况等。最后，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观察对象，理解其生活背景，研究者还对二十三位青少年进行了深度访谈。 一 “话语包装，也是自我包装”：表演中的软性话语抗争 戈夫曼的拟剧论认为，表演是“个体持续面对一组特定观察者时所表现的、并对那些观察者产生了某些影响的全部行为”。[6]95后、00后的青少年作为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可以充分调动互联网的全媒体功能，运用各种符号形式，通过网络发言、投票、转载等行为，来表达态度、观点、展示自我，呈现出青少年特有的精神风貌和个性特征[7]。作为追求个性、个人主义上升的一代，他们十分在意自己在微博、微信、QQ等社交平台上的形象是否独特、准确。相较于对意识形态或组织的认同，青少年的身份认同更多地来源于具有包容性的、意涵丰富的个人表达。因此，青少年在这些平台上的自我呈现与现实世界一样，都有明显的“表演”成分。而且相较于现实社交情景，互联网情景的随意性与可控性更强，更容易进行印象整饰的过程。在公共参与中，他们希望通过网络语言这种被包装过的话语，来实现对自我的包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