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学史上，凡是大哲学家，都会涉猎多个研究领域，并把他所涉猎的各个领域中的思想精华凝练成永恒的哲学精神，进而创造出能够引领哲学变革和未来发展的话语系统。卢卡奇就属于这类大哲学家。卢卡奇早年从事小说和戏剧研究，并在这一研究中受到莱辛、席勒、狄尔泰、齐美尔、新康德主义、叔本华、马克思、布洛赫等思想家或思想流派的影响，开始研究历史哲学，最终走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之路。在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路上，卢卡奇不断受到批评，他本人也多次检讨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但是，无论他在生前身后受到过怎样的批评，无论他自己做过怎样的检讨，都无法浇灭人们对他的哲学思想的兴趣。相反，正是这些批评和检讨引导了后人对卢卡奇哲学思想的研究，使卢卡奇哲学思想在经历了由贬到褒的转变后，得到了更加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时至今日，卢卡奇哲学思想研究已经由最初的围绕《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争论扩展到对他的文学、美学中的哲学思想的发掘。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研究卢卡奇的现代性批判话语体系提供了可靠的思想资源。本文将充分吸收这些研究成果，将卢卡奇早年研究戏剧和小说理论的论题与之后历史哲学研究的论题贯通起来，探究卢卡奇的现代性批判话语体系及其建构，力图从一个新的视角展现卢卡奇哲学的文化品格。 一、对人的生活的意义的探究与现代性批判的开展 探究人的生活的意义是卢卡奇早年从事戏剧和小说理论研究的主要论题，也是他走进历史哲学的入门课题，更是他开展现代性批判、建构现代性批判话语体系的起步。这个起步阶段的学术研究充分展示了卢卡奇的历史哲学与19世纪的历史哲学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从这个联系和区别中，我们可以发现卢卡奇开展现代性批判的缘起。 卢卡奇早年以人的生活的意义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在学术上是受到了19世纪的精神科学、生命哲学和文化哲学的影响。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他多次强调狄尔泰的精神科学、新康德主义的文化哲学、齐美尔哲学、布洛赫哲学对自己的影响，认为自己是在这些哲学思想的引导下走上历史哲学研究之路的。但是，他能够把这个研究课题延续下去，并形成自己的学术理路，取得卓越成就，还是要归因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十月革命的亲身感受。在谈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卢卡奇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关于战争我能说的只是，我从一开始就坚持反对它，我对我周围的人倾向于任何支持战争的观点也忍受不了。”①卢卡奇之所以不能忍受任何支持战争的观点，是因为他看到了帝国主义战争如何摧残人性，如何将非人性的生活“强加给我们所有的人，以便保存那些甚至以前就由于其被普遍接受的非人性而显得可鄙的生命力”②。他还从帝国主义战争对人性的摧残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认清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假性。这些都激起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愤怒和失望。在谈到对十月革命的感受时，卢卡奇是这样形容的：“我应该说，我最大的幸运是经历了一番充满活力、充满重大转折的生活。特别幸福的是经历了1917年-1919年的时期。”③卢卡奇之所以把这一时期视为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是因为十月革命和继之发生的匈牙利革命运动让他看到了现代社会的“另一个样子”及其如何改变了“我们所有人的生活，至少是我们这一代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④，他也因为看到了“另一个样子”的社会而成为社会主义者。这样，卢卡奇就从帝国主义战争和十月革命为人们提供的生活样式中概括出两种现代性：一种是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另一种是社会主义的现代性。他认为，人的生活的意义只有通过对这两种现代性的批判才能揭示出来。当然，由于这两种现代性的性质不同，对这两种现代性进行批判的内涵也不尽相同：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是一种行将过去的时代的文化精神，要从这种现代性中揭示生活的意义，就必须从资本主义危机这一现实出发，揭露帝国主义战争对人性的摧残，以悲剧的形式呈现人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社会主义的现代性是新时代的文化精神，要从这种现代性中揭示生活的意义，就必须从社会主义的现实出发，说明革命的工人阶级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以总体性的形式呈现人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卢卡奇对人的生活的意义的探究就是在对这两种现代性的批判中展开的。 不过，卢卡奇对这两种现代性的批判是历时性地展开的。在早期，当他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时，他仅仅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这一向度上探究生活的意义。这一特点在他早年的文学理论研究作品《现代戏剧发展史》《小说理论》《心灵与形式》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到了1920年代，在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后，他开始把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批判与社会主义的现代性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这两个向度的复杂联系中探究生活的意义。不仅如此，他还将现代性批判植根于20世纪的复杂历史环境中，在现代性与现实性的张力中探究生活的意义。在《当代现实主义的意义》一书中，卢卡奇考察了资本主义现代性与社会主义现代性在现实中的复杂关系。他指出，资本主义现代性和社会主义现代性深深地植根于我们时代的社会条件之中，并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交织在一起，构造出我们时代的历史观念。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社会的和政治的观念中并没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冲突，有的只是法西斯主义与反法西斯主义的冲突。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法西斯主义被消灭后，世界分裂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从这时开始，在社会的和政治的观念中就有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但很快兴起的第三世界势力又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变得模糊起来，代之以和平运动的观念。社会和政治观念的这一系列变化也使得人们对人的存在及其生活的意义的理解变得复杂起来。例如，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斗争的条件下，阶级成为人们理解人的存在及其生活的意义的轴心概念；而在和平运动时期，个体的解放、人的需要等成为人们理解人的存在及其生活的意义的轴心概念。这一切表明，哲学要探究人的生活的意义，就不能在抽象概念的意义上谈论现代性，而应该在现代性与现实性的矛盾关系中去考察人的生活条件及其内在本性的变化，在理论与实践、潜能与现实、抽象与具体的辩证关系中阐明人的存在和发展，揭示人的生活的意义。⑤在这里，卢卡奇揭示了辩证法与人的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系，把辩证法变成了探究人的生活的意义的哲学，把现代性批判、现代性与现实性的复杂关系、理论与实践、潜能与现实、抽象与具体作为说明人的生活的意义的哲学范畴。 其实，对现代性的反思是历史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历史哲学兴起于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是在批判16—17世纪的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中发展起来的。16—17世纪的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是文艺复兴思想启蒙的产物，亦是文艺复兴所创造的新文化精神的理性表达。但是，由于当时的欧洲社会处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新兴的资产阶级还不具备完全战胜封建主义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于是，在精神领域出现了对宗教的一定程度的容忍。这就构成了16—17世纪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以科学反对宗教神学，建构人的理性、人的自由，另一方面又要在形而上学的体系中保留宗教神学的地盘。这种内在矛盾表明，16—17世纪的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并没有完成文艺复兴思想启蒙提出的任务。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的目标就是要消除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内在矛盾，完成文艺复兴思想启蒙提出的任务。这是欧洲近代哲学走向自我批判的时代，也是现代性批判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