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5939/j.jujsse.2021.05.zx1 作为一种分析现代社会的范式，生命政治学揭示了现代社会基于权力形态变化的治理模式和治理技艺的创新。“社会自然性”概念及其规范效应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社会自然性”概念是经由福柯生命政治学对现代社会的分析而被主题化的概念。福柯生命政治学以人口为基本出发点，以其社会自然性特征为治理模式的基本遵循。在人口的社会自然性基础上，福柯认为整个自由主义(包括当代形式的版本)及其政治经济学要求都是在社会自然性的界定中得以完成的。自由主义及其政治经济学要求一种“治理的节制”以及基于被治理者自身内在自然属性的治理模式，最终目的在于减少否定性和限制性权力的介入，实现最大的经济效应。就此而言，福柯认为，整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及其功利主义原则在此模式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规范。福柯虽然以生命政治学的视角揭示了自由主义及其政治经济学的运行机制，但并没有在直接的批判意义上再加以推进。因此，对社会自然性及其规范效应的分析，便不能只停留于生命政治学的内部，而是应该积极引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以期达到更合理的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是对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揭示和批判，同时还呈现了在社会经济关系基础之上的社会规范性内容的历史性和独特性。因此，生命政治学的真正积极意义，不仅仅在于以另一种视角完成了对现代社会的分析，更在于借助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得到重新的开启。同时，就规范性问题作为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而言，对社会自然性及其规范效应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解读，为理解政治哲学议题的生成与讨论，提供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 一、社会自然性的建构 “社会自然性”概念是生命政治学的基础性范畴，目的在于为新的治理技艺寻求一种现实依据。按照福柯对生命政治学的界定，人口的主题化是生命政治学得以可能的核心条件之一。随着人口主题化而来的就是一种新的权力形态的变更，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人口这个全新的东西出现了，伴随它所提出的大量法律、政治和技术问题”[1]61。而对人口所施行的新的治理模式，其立脚点就来自于人口的社会自然性。正是社会自然性概念的建构，使得以人口为基本对象的治理模式和框架即生命政治学诞生。因此，在福柯的生命政治学视野中，社会自然性成为讨论现代社会的基本出发点。 “社会自然性”概念在福柯的生命政治学中得以主题化，得益于其对重农主义的分析。“伴随着重农主义的思想，将会出现一种自然性，或者说另一种自然性。就是当价格上涨时，如果放任价格上涨，价格就会自己停止上涨的那套机制的自然性。这种自然性让人口被高工资吸引，直到某一时刻工资停止上涨，于是突然人口就不再增长了。因此你们看到，这种自然性完全不同于囊括并支持了中世纪或16世纪时管理理性的宇宙自然性。人们恰好将用这种自然性反对公共管理、国家理性和政治的人为性。人们将会用这种自然性反对人为性，但会根据一些完全特殊和特别的模式。不是自然世界意义上自然本身的程序，而是关乎人的特殊自然性，人们共同居住、在一起、交换、工作、生产……的时候，他们之间自发地会发生什么。也就是说，某种东西的自然性，其实这种东西彼时还不存在，可能还没被命名，但至少已经开始被当作一样东西来思考和分析，这就是社会的自然性。”[1]312社会自然性不同于纯粹的“自然性”，而是对一种在自然史和人类史之间的“纠缠”中所带来的社会自然性。它既不是纯粹自然性的样态，也不是靠纯粹人为的干预而呈现的，其具有自身的内在运行模式。福柯接着将这种社会自然性转嫁到人口主题的分析上。 “人口”的社会自然性，从总的原则上来看，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人口有着自身的转变和迁徙规律，既受到自然程序的约束，也服从于财富本身……而另一方面，人口的另一种特性是，在每个人和其他人之间会产生一系列相互作用、循环效应和传播效应，这些作用和效应会让个人和其他所有人之间，产生一种并非国家想要构成的联系，而是一种自发的联系”[1]314。基于上述两个原则，福柯认为“有一个内在于人口的自然性”[1]314。这种社会自然性，是由人口自身规律与社会关系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事物与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既有自身的“自然性”元素，又有社会的相关性效应。 具体而言，人口所具有的社会自然性通过三个方面的特性而得到完整的体现。其一，福柯认为：“当人口在18世纪的思想和政治治理实践中成为问题的时候，它并非简单地指居住在领土上的个人的总和。它也不是自我再生产的意志的唯一结果，它同样不是统治者的意志可以促进或按自己的计划决定的对象。实际上，人口并不是原始给定要素，它处于一系列可变要素的相互制约之下”[1]57。人口的变化，并不是源于一个内在的动因，而是与周围的“要素”发生相互制约的结果，这些要素包括天气、物质环境、贸易、财富、法律、习惯等。其二，福柯认为：“根据18世纪人口理论家的观点，至少有一个不变项，从总体上看，人口有一个，并且只有一个行为动机。这个动机就是欲望”[1]58。就人口而言，欲望的自然性同时又跟人口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如果人们任其发挥作用，或者说，只要在一定的限制中任其发挥作用，由于一些个人关系和联系，它将从整体上生产出人口的全体利益。欲望是寻求对于个人的利益。个人完全可能在其欲望问题上犯错误而损失其利益，但是有一点是不会犯错的，就是自发的活动，或者说至少是欲望在既是自发又受到调节的活动，实际上将使有利于全体人口的生产变成可能”[1]59。在一种“自发而调节”的模式下，人口欲望的自然性能够创造出整个全体人口的利益。生命政治学认为，欲望是人口自身生产的内在动机，但就整体而言，这种内在动机能够带来整体的效应。基于此，福柯认为，整个功利主义哲学就由此而来。 人口社会自然性的第三重维度表现在人口所具有的内在稳定性，福柯指出：“它在现象的稳定性中表现出来，这些现象本来看起来是变化无常的，因为它们受制于各种事件、偶然和个人的行为，以及许多巧合的因素。然而，只要对它们进行仔细的注意观察和考量，就可以发现，这些似乎毫无规律的现象事实上是有规律可循的”[1]59-60。这种规律性体现在对人口的统计数据中，比如死亡率及其原因，死亡人口中的性别比例和城乡人口死亡率的高低等都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些内容都呈现了人口所具有的自然性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