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21)04-0058-09 什么是事件？今天，为什么要谈事件？事件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什么关系？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回顾近五十年来的哲学发展。在20世纪末，哲学研究实际上发生了两个转向。第一个转向已经众所周知，从晚期的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和奥斯汀的“如何以言行事”开始，语言不再是枯燥的语义学分析，而是通过语言来塑造的社会关系和行为体系，这样，语言学转向的本质是语用学转向或者说主体间性转向，通过语言的沟通和交流，可以让不同的主体之间达成某种一致或产生某种行为模式，语言学的这种转向已经成为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一门显学。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标志性人物于尔根·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完成的。 我们还必须面对另一个转向，这就是晚期海德格尔、福柯、德勒兹、巴迪欧、齐泽克、阿甘本、甚至最新的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思想中隐含的“事件转向”，事件特指建基性的事件，在事件中，并不是主体的沟通和交往奠定了此后的社会秩序，而是指在海德格尔的《哲学论稿》、德勒兹的《意义的逻辑》以及后来的巴迪欧的《存在与事件》中就隐含着的一个逻辑，即在某个不可逆转的事件中，在世存在的人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关联于世界中各种存在物，人在世界中成为事件之后的架构的一部分，而不是人(或商谈交往的主体间性)从主观上建构了世界秩序。世界是在事件之中发生的，这样哲学的事件转向实际上将我们与世界万物的关系重新拉回到唯物主义的根基上来。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事实上真正最早从事件发生来思考唯物主义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思本人。在19世纪中叶，当费尔巴哈从唯物主义出发来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时，马克思却隐含着将一个事件性维度灌注到唯物主义之中的意图，从而与费尔巴哈的感性唯物主义拉开了距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对此，我们需要回到19世纪40年代的德意志，看看马克思是如何通过事件来超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感性唯物主义的。 一、伊萨尔河畔的樱桃树 1845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曾经用一个十分有趣的隐喻来表明他与费尔巴哈哲学的区别。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大家知道，樱桃树和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只是在几个世纪以前由于商业才移植到我们这个地区。由此可见，樱桃树只是由于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感性确定性’(Sinnlichen Gewiβheit)所感知”[1]155-156。 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比喻。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场景，19世纪40年代，正值中年的费尔巴哈漫步在勃鲁克堡(Bruckberg)南部的伊萨尔河畔，自从他在1830年撰写了带有斯宾诺莎主义色彩的《论死与不朽》之后，被剥夺了纽伦堡大学的教职，他只好搬到勃鲁克堡，他的妻子的家族在那座巴伐利亚的小镇上有一家瓷器厂，暂时可以让他衣食无忧、潜心写作来完成他未竟的批判事业。正是在这个小镇上，他完成了惊世骇俗的《基督教的本质》，这是一本后来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赫斯等人产生巨大影响力的著作，在这本书中，他从一种激进的人本主义立场出发，对基督教的宗教神学给予无情的批判，同时也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黑格尔，认为黑格尔的哲学不过是精神化的宗教神学。随后，他再次撰写了《未来哲学原理》，从而在感性直观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了一种不同于自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以来的唯心主义的哲学，他力图将哲学的基础建立在现实和实在的概念基础上，从人的感性直观出发，去批判唯心主义的隐形神学。在这个方面，费尔巴哈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正如晚年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谈道：“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2]的确，费尔巴哈的感性哲学似乎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一下子从天国拉回到大地，也只有与大地相关联的感性直观，才能让我们通向最真实的事物和世界，正如在伊萨尔河畔的那些樱桃树，我们不必认为它们是形而上学的自我意识的表象。这种主张一下子让费尔巴哈站在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对立面，因为青年黑格尔派的布鲁诺·鲍威尔等人相信：“无限的自我意识的原理界定了主体与世界的关系，它就是对反对一切先验性力量的人类自由的肯定。”[3]费尔巴哈看到了樱桃树，他知道这里的樱桃树并不是什么无限的自我意识，也不是什么对人类自由的肯定，樱桃树就是以感性的方式与主体发生着关系，而正是在这种感性直观中，我们确定了樱桃树在世界上的存在。所以，费尔巴哈十分坚定地认为，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的自由就是一种新的神学、一种将最直接的感性神秘化的体现，于是，在《未来哲学原理》中，他才十分明确地指出：“具有现实性的现实事物或作为现实的东西的现实事物，乃是作为感性对象的现实事物，乃是感性事物。真理性、现实性、感性的意义是相同的。只有一个感性的实体，才是一个真正的、现实的实体。只有通过感觉，一个对象才能在真实的意义之下存在——并不是通过思维本身。”[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