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金碧山水画的表现形式与审美意蕴

       金碧山水画创始并兴盛于唐代，设色以矿物颜料石青、石绿为主，以朱砂、赭石、蛤粉、雄黄为辅，其特色为造型严谨、敷色浓丽，因运用泥金、描金等特定技法，呈现出“青绿为质，金碧为文”金碧辉煌的视觉效果，故称“金碧山水”。唐代金碧山水画以李思训、李昭道为代表人物，后经宋、元、明、清历代名家发展演进，在中国美术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代金碧山水画主体表现形式并非至今流传广泛的卷轴画，而是以大画面为核心的壁画和屏风。在盛唐时期，形成了以宫廷建筑为载体的集壁画，屏风、卷轴画为一体的集中呈现。从现存实物来考察，作为唐代金碧山水画主要载体的宫廷建筑壁画、屏风等大多随着时代更迭消失殆尽，而卷轴画因轻便易于携带收藏，部分以临本的形式流传下来。现存金碧山水画绢本实物主要有故宫博物院藏《宫苑图》卷、《宫苑图》轴、《九成避暑图》(图一)《京畿瑞雪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江帆楼阁图》《明皇幸蜀图》及《曲江图》轴、《上林蜜雪图》《杜甫丽人行图》；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藏《宫苑图》等。

      

       图一 唐 李思训 九成避暑图 31.6cm×28.5cm 故宫博物院藏

       由盛唐(七一三—七六六)到中唐(七六七—八二○)、晚唐(八三六—九○七)的时间过渡，中国画在绘画题材和材媒上是一个逐步变化的转换期。题材上由道释人物为表现主体到以山水、花鸟为表现主体，绘画材媒使用上由重彩矿物颜料为主要表现手法到以水墨淡彩为主要表现手法，绘画形式也由宫廷、署衙、寺观壁画向纸本、绢本为载体的卷轴、立轴转变。

       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及其工艺流程和审美范式，在唐代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中国绘画在历代发展过程中作为绘画主要因素的造型和敷色产生分化，不同的绘画载体有着不同的运用法则，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也体现出不同的审美意蕴。从审美中挖掘历史的基因，进而弘扬民族文化，重构民族精神。

       绢帛材料的轻柔能够更好体现出线条笔墨的细腻，以绢帛材料为支撑体的卷轴画则有相对的私密性，多私藏于个人书房，以便欣赏把玩。唐代宫廷设置了专门的书画收藏机构“集贤殿书院”，集中保存管理历代名家书画。而墙体的坚硬与宽阔更宜表达山河景色的雄伟壮阔，以墙体为载体的宫殿、寺观壁画正是金碧山水画的主体呈现方式。在唐代绘画相关的文献中几乎处处可见名家巨匠关于宫殿、衙署、寺观等处壁画绘制的记载。屏风更是具有多重含义，首先它是一件具有三维空间的实物，往往设置于建筑空间内部，起到空间隔离和装饰的作用。其次它是一种绘画的载体，以纸、绢、板等材质制作成为绘画支撑体。除此之外，屏风本身还是一种绘画表现图式，经常在壁画创作中运用。

       一 时空的转移：壁画

       壁画是中国传统绘画中最为古老的绘画形式，包括宫殿壁画、寺观壁画、石窟壁画、墓室壁画等不同形式。壁画的支撑体为建筑墙壁，因此壁画的兴盛离不开建筑的高度发达。唐长安城从规模和建造体量上比明清时期包括外城在内的北京城还要整体大出三分之一，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长安城以气势浩大的规模和宫殿建筑群而享有“天下第一城”的美誉。唐代无可厚非成为中国宫殿建筑史上的高峰时代，同时寺观建筑在数量和规模上也都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唐代诗人王维的著名诗句“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生动形象展现了唐代皇宫的宏伟气势。

       壁画作为金碧山水画的主要呈现方式，一方面以宫殿、衙署、寺观等建筑墙体为载体。另一方面，宫殿、衙署、寺观等建筑也是金碧山水画的重要表现题材，尤其宫殿建筑装饰中常饰以黄金、彩色琉璃、大漆等，呈现出金碧辉映的视觉效果。《历代名画记》记载唐代两百多位画家，几乎无一没有壁画创作的经历。壁画创作的题材丰富，包括圣贤名臣、鬼神、山水、花鸟等。绘画是现实的反映，金碧山水画中呈现富丽堂皇的效果正是以唐代宫殿、衙署、寺观建筑作为蓝本和依据创作的。文献记载，武则天明堂“以木为瓦，夹纻漆之，上施铁凤，高一丈，饰以黄金”①。宫殿屋顶多以黑瓦及黄、蓝、绿琉璃瓦铺设，大明宫麟德殿、含元殿及兴庆富等建筑构件均有考古发现。通过考古发掘实物及数量庞大的唐代墓室壁画，可以复原出各式建筑及不同构件形体、色彩、材质等方面的丰富信息。至盛唐时期，壁画高度繁荣，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重要门类，是壁画艺术的鼎盛时期。

       古代文献关于唐代壁画山水的记载主要集中在两京(长安和洛阳)及蜀地(四川地区)。长安和洛阳作为唐代国都，书画文献中随处可见关于两地宫殿、寺观、衙署等壁画的记载，如玄宗先天(七一二—七一三)年间，海州大云寺由于其官寺的性质而“宝殿蔚以云构，金山焕其日临”，场面恢弘壮丽，时任海州刺史的李邕特别为其撰文，形成“无处不寺庙，无庙不图壁”的情形。金碧山水画的产生与唐代宫廷有着直接联系，体现了宫廷贵族的审美品位，绘画技巧也达到了空前水平。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记载“天宝中，明皇召思训画大同殿壁，兼掩障”，并记李思训与吴道子于殿内共同创作蜀道山水的典故。唐代佛教、道教均十分兴盛，甚至“制过宫阙，穷奢极丽”。《历代名画记》“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篇专列长安、洛阳两地寺观壁画七十余处，不乏吴道子、尉迟乙僧、李昭道、杨廷光、展子虔、郑法士、杨契丹等大家手笔。遗憾的是，两地唐代佛寺建筑无一保存至今，历代名家壁画手迹也只存在于文献中了。唐武宗(八四一—八四六)时，由于寺院经济过度膨胀直接影响了国家财政，朝廷下令大规模灭佛。《历代名画记》详细记载了会昌五年武宗灭佛的情形，天下佛寺名家壁画尽毁，仅余两三所。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记录了多处四川地区寺观壁画的名家及其创造情况：成都人李昇，擅画山水，有诸多寺观壁画创作记载，且因画技可与李思训相媲美，而有“小李将军”的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