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阿尔都塞”还是“回到阿尔都塞”:学术史效应和思想史研究的辩证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金辉(1971- ),男,黑龙江讷河人,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哈尔滨 150080);王旗(1988- ),女,黑龙江拜泉人,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哈尔滨 150080)。

原文出处:
理论探讨

内容提要:

国内对阿尔都塞的研究呈现出一种“走出阿尔都塞”的倾向,越来越强调阿尔都塞的理论影响和学术史效应,以及与西方左翼激进政治话语进行理论对话,“后阿尔都塞派”的影响越来越大。针对这种趋势,我们认为更应该“回到阿尔都塞”对阿尔都塞进行思想史的研究。学术史效应应该以思想史研究为基础,夯实学术史争论的理论基础和文本思想依据。阿尔都塞思想史研究应该以当代学术史的争论和政治实践效应为背景,从理论上介入当代学术政治史的争论。建立二者之间的“解释学循环”,有助于建立阿尔都塞研究的历史性和当代性之间的“视域融合”,超越割裂二者辩证关系的理论原教旨主义和庸俗的实践政治化倾向。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21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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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56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21)03-0095-07

      近年来,国内阿尔都塞的研究主要是对阿尔都塞的一些核心概念进行深入探讨,比如,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矛盾的多元决定(过度决定)、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社会赋形、不同时代的交叉、“反主体性”等概念的研究。这些研究涉及阿尔都塞的早、中和晚期的不同文本,涉猎的领域比较全面。对阿尔都塞文本的研究已经引起重视,但对阿尔都塞未出版作品翻译、研究不够,相应的译著亟待译出和出版。《论再生产》的译介和出版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重视,围绕该书写了很多文章。阿尔都塞的国家理论已经引起了相关学者的注意。

      在研究主题上,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思想与斯宾诺莎的关系已经有学者进行研究。阿尔都塞的政治哲学、哲学观以及政治与哲学的关系也有学者涉猎,尤其是文艺理论、文学批判和美学研究领域越来越重视对阿尔都塞的理论和核心概念的“应用”。总的来看,国内关于阿尔都塞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对阿尔都塞理论的“应用”研究以及学术史效应研究,比如阿尔都塞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关系的研究。阿尔都塞的弟子,如巴迪欧、朗西埃、阿甘本等人的思想得到了国内学者的大力追捧,而对于阿尔都塞本人“思想史”的研究反倒不够深入和系统,这种情况亟待改变。

      关于国内阿尔都塞的研究现状,有论者作出了精彩的概括:“阿尔都塞在当代中国西方左翼理论研究中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一方面,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学科建制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还是大多归属于文学学科建制的当代西方文化理论研究,都将阿尔都塞看作具有重要地位,但却被其后继理论家,如福柯和齐泽克所‘代谢’掉的思想家。另一方面,随着西北大学出版社‘精神译丛’对阿尔都塞著作集的系统翻译和评介,我们又见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思想形象。这个思想形象不仅没有被后世西方左翼思想的演进所迭代,而且不再局限于‘左翼’和‘激进’的标签之下,具有更为强大的理论传统性和当代解释力。”[1]国内对阿尔都塞的研究有“横向扩展”的趋势,阿尔都塞与毛泽东思想、阿尔都塞与文学批评和文艺美学、阿尔都塞与后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等都得到了国内学者的关注。而“纵向深入”的研究,对阿尔都塞本人思想史的研究和深入的挖掘明显不够。对阿尔都塞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以往的研究水平上简单重复或将阿尔都塞的概念简单移植或嫁接到不同的领域。这种“横向”的学术史效应必须以“纵向”的思想史研究和对阿尔都塞本人思想的深入研究为基础。因此,我们应该“回到阿尔都塞”,基于学术史效应的争论,结合新译介和出版的文本对阿尔都塞的思想进行解释学的重读和思想史的挖掘。

      一、对后阿尔都塞学派的批判:“回到阿尔都塞”

      “回到阿尔都塞”需要区分阿尔都塞与阿尔都塞主义,在这方面,国内学者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南京大学的杨乔喻就对这个主题进行了系统研究。结合她的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基于遗稿文献的阿尔都塞思想再研究”,她在《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从〈马列手册〉到〈分析手册〉——阿尔都塞主义的发展与分裂》一文中对阿尔都塞主义的发展和分裂进行了研究[2],在《社会科学报》上发表了《阿尔都塞与阿尔都塞主义》[3]。通过这些文章,她试图区分阿尔都塞和阿尔都塞主义并“回到阿尔都塞”,对阿尔都塞的思想进行重新解读。她认为,阿尔都塞的弟子对阿尔都塞的理解并不完全正确,甚至存在误读。阿尔都塞的思想不同于阿尔都塞主义,更不同于当代法国激进政治话语。阿尔都塞的学生,如巴迪欧、朗西埃、巴利巴尔等人的思想构成法国激进话语,与阿尔都塞本人的思想存在异质性甚至断裂。阿尔都塞主义可以分为理论派、政治派和正统派,分别以米勒、林哈特和巴利巴尔为代表。理论派将阿尔都塞带向更为广阔的“话语理论”。政治派将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发展为“激进的毛主义”,最终在1968年革命运动中失败和解体。最后与法国激进理论界一起迎来“后阿尔都塞时代”,形成了阿尔都塞主义内部的断裂。这种断裂的萌芽其实早在阿尔都塞1968年再版《读〈资本论〉》时就已经显露出来,阿尔都塞删除了他的合作者——他的学生们的观点。这种删除将朗西埃等学生的理论效应以及阿尔都塞与其学生们的复杂关系也一并抹掉了。

      在文本的思想史研究上,通过重读《读〈资本论〉》可以揭示阿尔都塞与理论派的阿尔都塞主义的关系,尤其是与结构主义话语理论的关系[4]。此外,通过解析阿尔都塞1962-1963年“结构主义的起源”的研讨课内容,可以揭示阿尔都塞结构概念的起源和马克思的关联。杨乔喻认为,“在阿尔都塞与他的学生之间、阿尔都塞与法国当代语境之间,最关键的差异便体现在他从马克思那里找到的这个结构概念”[4]。杨乔喻最后的结论是:“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大量借鉴福柯、拉康甚至借用学生米勒的概念,尤其围绕‘症候阅读’的一组概念群……更是带有浓重的结构主义的精神分析色彩。然而,究其理论根本,我们发现,一方面,阿尔都塞与精神分析、结构主义、普遍话语等当时主流思想之间,仍然保留着谨慎的反思和审视距离;另一方面,阿尔都塞的学生们,尽管在阿尔都塞的理论指导原则下,跟着老师一起研读《资本论》,但他们却把武器当成了理论本身,在不同程度上成了结构主义流行话语的盲目追随者。阿尔都塞本人,正是在这一双重差异性中,艰难寻求着重构马克思主义科学与哲学的道路。”[4]总之,阿尔都塞既不是结构主义者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二者都保持着批判的距离。阿尔都塞的理论不同于结构主义,不同于他的学生们后来发展的“阿尔都塞主义”。阿尔都塞不是他的学生们(后阿尔都塞学派)所构造的阿尔都塞主义者。因此,通过重新阅读《读〈资本论〉》,我们要“回到阿尔都塞”,并对教条化的阿尔都塞主义质疑。杨乔喻提出:“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一文本中阿尔都塞的理论立场,意义并不在于还原思想和思想史本身,而在于对以法国‘后阿尔都塞’思想为主导的当代左翼激进话语提出质疑:能否脱离社会的历史过程,单纯在形式的抽象意义上讨论文化和思想的历史构形?当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简单还原为历史认识论时,我们是否真的能够远离教条?抑或不可避免地滑向历史认识的形式虚无之中?”[4]这种看法是深刻的。“回到阿尔都塞”不是回到本真的阿尔都塞,而实际上也没有本真的阿尔都塞。“回到阿尔都塞”是对将阿尔都塞教条化、标签化的“后阿尔都塞”学派的批判,是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当代左翼激进话语的理论反驳。相较于国内其他学者还局限于运用现成的、教条化的传统结构主义的观点进行横向对比研究,这种“回到阿尔都塞”的重新解读既是深刻的,也是基础性的和有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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