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5939/j.jujsse.2021.04.zx1 一般认为，黑格尔之后的现代哲学，在总体上既是反形而上学，也是某种意义的实践哲学。[1]这种现代类型的实践哲学，是一个多元现象，不仅存在于马克思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中，而且也存在于存在主义、现象学、解释学以及分析哲学的思想运动中。虽然从马克思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被认为是“最为丰富、最有活力的智力倾向之一”[2]79，但就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研究来看，对它的理论定位却是十分模糊的。比如，哈贝马斯将之看成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延伸，即“过时的生产方式”[3]87-95，安德森则认为它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统一的背离[4]65-66。这两种理解，前者没有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独特的一面，后者显然割裂了它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联性。本文将挑战这两种简单化的理解：一方面，我们将突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我们也将重点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自身的形成、发展和嬗变过程。无论如何，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形成，都关联着对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传统的恢复，以激活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在其思想进路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不仅存在着内在的批判和重建，而且也遭遇了来自外部的挑战。它的思想困境，也从中暴露出来。那么，我们今天如何思考它的出路呢？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缘起 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在20世纪初期西欧工人运动不断遭受失败并走向低潮的背景下。由于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重燃革命希望，对共产主义的未来抱有信心，但他们发现，作为工人运动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在第二国际时期被解释成某种实证主义和机械论哲学，严重窒息了其革命性和活力。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它要么被看成过去的唯心主义“残余”，要么就僵化成一种庸俗的经济学。从学术上回应这些问题，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也成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思想任务。对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来说，这个思想任务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传统，它首要恢复的就是辩证法的声誉，以此应对第二国际时期对辩证法的漠视。比如，伯恩斯坦代表的修正主义，要求以“科学”的名义把黑格尔辩证法的遗迹从马克思主义中“清除”，而正统派代表普列汉诺夫过于强调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同样贬低了黑格尔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副标题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他后来评价说：“《历史与阶级意识》代表了当时想要通过更新和发展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方法论来恢复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本质的也许是最激进的尝试。”[5]16他认为，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但只有在马克思那里，辩证法才是赫尔岑所说的“革命的代数学”。柯尔施在写作《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前，就研究过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他的两篇论文《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论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都肯定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自黑格尔，并且只有在马克思那里才成为真正的革命方法。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中，柯尔施还把这种辩证法看成是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历史过程：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无产阶级的革命的阶级运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这是一历史过程的四个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环节。[6]42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用“实践哲学”来替换马克思主义，并将之看成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法国革命、德国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等精神和道德革新的顶峰。他认为实践哲学是黑格尔主义、费尔巴哈主义以及法国唯物主义的辩证综合，实现的是“以脚站地的人”[7]83的概念。他同样肯定了实践哲学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和超越。 由此可见，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一方面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德国古典哲学尤其黑格尔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反对第二国际时期的修正主义和正统派对辩证法的漠视，恢复了辩证法的声誉；另一方面，他们都认为，辩证法只有在马克思那里，才能成为真正革命的思想。辩证法不仅是一种革命的方法，它还是革命的理论，即立足于人的实践活动。这不是黑格尔意义的精神活动，也不是费尔巴哈所谓的卑污的犹太人的活动，而是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因此，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原则和灵魂。 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看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虽然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遗产，但它实现了哲学方式的变革，即从传统形而上学、认识论哲学、思辨哲学转向了以人的实践、行动为核心概念的实践哲学。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诠释，拒绝了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遗产，它带有明显的黑格尔主义的设计，并且形成了自身的思想脉络。伯恩斯坦认为，这是把哲学上的“沉思的人”“旁观者”转变成了“行动的人”的概念。[2]79哈贝马斯也认为它实现了从意识哲学向行动哲学的转变。[3]73伯恩斯坦和哈贝马斯都强调，这种现代实践哲学是从马克思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典型特征。可以这样说，马克思力主改造世界的实践概念，多次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重申，即便后者没有把劳动或生产作为实践的基础和源泉，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11条也仍然是他们思想的出发点。这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身上尤其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