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非常独特的地位。一方面，它作为两大发现之一——唯物史观的诞生地，与《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并列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另一方面，作为一部未完成的巨幅手稿，它的重要构成——“费尔巴哈章”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中编辑版本最多的文本。在近百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历程中，大致出现了三组分属于不同历史阶段的版本系列：第一系列属于20世纪20—30年代《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问世时期，主要包括1926年达·梁赞诺夫(D.Rjazanov)主编的世界历史上首版“费尔巴哈章”，以及1932年弗·阿多拉茨基(V.Adoratskij)主编的首部原文完整版即MEGA[1]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系列属于20世纪60—70年代直至21世纪初的“费尔巴哈章”深入考证时期，包括巴加图利亚版(1965)、新德文版(1966)、MEGA[2]试编版(1972)、广松涉版(1974)以及英·陶伯特(I.Taubert)主编的先行版(2004)“费尔巴哈章”等；第三系列属于MEGA[2]开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新时期，既包括2017年乌·帕格尔(U.Pagel)和格·胡布曼(G.Hubmann)等主编的世界历史上第二部原文完整版即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又包括2018年胡布曼和帕格尔独立出版的时间顺序版“费尔巴哈章”。这些有关“费尔巴哈章”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版本系列不仅串联出百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出版和研究脉络，而且展现出《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的演进逻辑和理论主题，进而为中国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一、演进逻辑：建构—解构—重构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百年出版历程中，未完成的“费尔巴哈章”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伴随着它的不同编排，《德意志意识形态》经历了一场“建构—解构—重构”的辩证发展历程。 第一，MEGA[1]对“费尔巴哈章”的建构。 《德意志意识形态》巨幅手稿的首次确立源于梁赞诺夫领导的MEGA[1]编辑出版工程。1926年，梁赞诺夫在MEGA[1]的配套刊物《马克思恩格斯文库》首次原文出版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这就是学界通称的梁赞诺夫版“费尔巴哈章”(以下简称梁版“费尔巴哈章”)。 梁版“费尔巴哈章”的最大特点是以手稿内容为基础进行了逻辑编排。首先，就“费尔巴哈章”的主体部分即主手稿来说，虽然它包含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两个编号系列，但是由于马克思所作的页码编号(8—28，30—35，40—72)比恩格斯所作的印张编号(1，5—11，20—21，84—92)远为连贯完整，①再考虑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其他部分均自成一体，少有缺损，因此，梁赞诺夫便以马克思的页码编号为线索，把主手稿确定为“费尔巴哈章”的核心内容。(cf.Rjazanov，S.219-220)其次，就“费尔巴哈章”的另一部分即小手稿或“第二手稿”来说，它包含3份独立文稿：第一份是被删掉的主手稿导论(“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所宣告的……”)的誊清稿，由于它只有最后一段作了些许补充，因此梁赞诺夫并未收录它，而只是把修改过的最后一段纳入导论的相应脚注；第二份是关于主手稿开篇的新稿本(“A.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梁赞诺夫把它收录于导论和主手稿开篇(“1.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哲学”)之间；第三份是关于“分工和所有制形式”的片断(关于该片断的文本内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0-523页)，由于它在内容上同主手稿的结尾相关，因此被梁赞诺夫置于主手稿之后，从而构成整章结尾。(cf.Rjazanov，S.220)由此，梁版“费尔巴哈章”正式确立。可以说，梁版“费尔巴哈章”坚持的是一种外在逻辑编排，即它的逻辑性主要体现在主手稿以及第二手稿所包含的三个组成部分之间，至于手稿的内部及其固有面貌，这种逻辑编排则完全不介入。因此，梁版“费尔巴哈章”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忠实于原文”的历史考证原则。 历史地来看，梁版“费尔巴哈章”可谓是MEGA[1]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先行版，它不仅预告了后者的未来可期，更表明了其应具有的编辑样态。1932年，由阿多拉茨基主编的MEGA[1]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正式出版，这是世界历史上首个原文完整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然而，该版却备受学界诟病。原因就在于，它对未完成的“费尔巴哈章”手稿作了根本的介入。MEGA[1]对“费尔巴哈章”的编辑方式可以概括为“先立框架”“后填内容”，其步骤依次为：首先，对“费尔巴哈章”手稿中既有的标题进行筛选，从而确定“一费尔巴哈”这个总标题以及“A.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这两个小标题；其次，对“费尔巴哈章”手稿右栏的边注进行筛选，确立“历史”“交往和生产力”“关于意识的生产”和“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等四个小标题，并补充标题“B.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和“3.自然产生的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与所有制形式”，从而确立“费尔巴哈章”的整体框架；最后，以手稿中大量的分隔线和括号为标志，挪移文本段落，填充既定框架。(cf.Adoratskij，S.561-563)如果说MEGA[1]对“费尔巴哈章”的编排仍属于逻辑编排的范畴，那么这种编排已然远远超出梁版“费尔巴哈章”的外在逻辑的限度，进而成为一种深入文本内部的任意侵犯了。以“[C.]共产主义——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为例，根据MEGA[1]编者在文中标注的手稿页码可知，其文本内容依次来自马克思编号的主手稿第59、60、61、62、52、53、52、55、56、58、59、55、56、57和58页。(cf.Adoratskij，S.60-67)这些混乱与断续的页码清楚地表明，“费尔巴哈章”手稿遭到了何等程度的拆解、重组与拼接。 正是出于对MEGA[1]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编排方式的根本反对，陶伯特在2004年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先行版中，一方面把梁版“费尔巴哈章”誉为“一项重大的科学出版成就，时至今日依然如此”(Taubert，S.9*)，另一方面则把MEGA[1]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称为对“费尔巴哈章”的“建构”(Konstruktion)(ibid.，S.11*)，即“编者以这种对流传状况的巨大介入建构(konstruieren)出一部费尔巴哈章”(ibid.，S.12*)。在陶伯特看来，MEGA[1]编者在毫无依据的情况下越俎代庖，替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他们未完成的工作。因此，MEGA[1]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并非是对手稿的忠实再现，而是超出编辑层面的一种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