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7；B0；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0398(2021)05-0021-09 DOI：10.12120/bjutskxb202105021 哲学是文化公共性的事业，作为对宇宙演化大道与人伦生命之理的深刻洞悉，哲学始终秉持总体性、整全性视角，以追根究底的方式，追问、反思和观照有关“时代之问”之深刻真谛，从而为整个人类生存提供一种合理性、确当性根基。马克思认为，任何时代之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1]。因此，深刻把捉、准确表征并塑造自己时代新的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理念，从根本上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向。 对当今时代扑朔迷离的思想理论纷争做深刻的理论透视，我们不难发现，显现并涌动于其中的公共性的潮流；公共、公共性、公共价值、公共性生存以及公共精神等，已然成为热词；以公共看待人类生存逐渐成为全球社会的共识性信念。同时，国际社会也竞相以公共性理论及其范式，审视民族的历史文化；反思调整既有的制度、意识形态与生活逻辑；自觉矫正人类活动与交往的规范。人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公共性时代”。 当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文明转型新时期，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以“大道之行有也，天下为公”的博大胸襟和人道情怀，直面新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之间生存竞争加剧的现实，及时提出、倡导并努力实践兼具思想理论和话语表达双重原创性意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主张，强调公共价值的优先性与文明交流互鉴的必要性，贡献了公共性时代人类并生与共在实践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一、时代及其话语表达的勘定：历史与思想的双重变奏 哲学视野中的“时代”之谓，所表征的是，在群体性文化-价值共识性意义上，人类理性对于特定历史时期主导人类生存与生活的主导性信念、精神气质及其表现样式等思想理论的深刻洞悉；对于时代性质的认知、判别和贞定，决定着人类对于当下以及较长一个历史时期总体性的实践方略的选择，引领着此一时期社会的、人文的生活各领域核心的规范理性的认同与践履。 “时代”之称谓，既因主题而立，又因主题而异。有思想的人类，总是喜欢通过对“时代”的理解，以特定的话语范式表达自己的存在。事实上，“时代”的主题是一个难以清晰辨识和准确把握的最大的哲学难题。尽管古今中西，人们基于不同的目的，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意义使用“时代”一词，而且对“时代”也做了理念、旨趣各不相同的描述和概括。 进入到思想史视域中的“时代”，首先具有历史性意蕴。通常所谓“时代”，更多是在这个意义上得以使用的。从人类历史发展和文明进化的角度，意大利伟大的哲学家、语文学家、美学家和法学家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在世界近代思想文化史上影响巨大。他在著名代表作《新科学》中，首次将人类历史划分为“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凡人时代”[2]。1877年，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出版了名著《古代社会》，并明确指出，“丹麦考古学家所提出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等名称。从某些目的来说一直是非常有用的，而且对古代技术工具的分类仍有好处，但是由于知识的进步，就必须提出与此不同的、更进步的分期法了。”根据人类“生存技术”的进步，摩尔根将人类社会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3] “时代”之表征，人类也可以通过技术发明所带来工具的进步得以表达。例如，“石器时代”(具体分为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以及“铁器时代”“蒸汽机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智能时代”。“时代”还具有神学意义上的道德价值评判的意蕴。譬如，“黄金时代”“白银时代”，以及“青铜时代”“黑铁时代”。在文学家的笔触中，时代甚至具有性质与好坏之分。譬如，狄更斯作为英国19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是继莎士比亚之后对世界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小说家，他在《双城记》中有段著名的论述：“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这是一个信任的时期，这是一个怀疑的时期；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①20世纪，德国哲学家、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主要奠基人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于1949年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跨文化研究概念——所谓“轴心时代理论”[4]。公元前6世纪前后，人类精神、文化和思想领域实现了一大突破，在古代希腊、中东、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例如，中国的孔子、孟子，印度的释迦牟尼，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巴勒斯坦的先知，希腊的苏格拉底……他们对人类的一些根本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并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世界几大文化模式——中国式的、印度式的、西方式的……大致均在同时确立起来。“轴心时代”就其理论立足点和关切点而言，由于着眼的是人类历史和文明的“长时段”，因此从一定意义上突破了长期来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中心论”，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冷遇，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有过两次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