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日期：2021-01-06 中图分类号：K90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21)03-0037-10 DOI：10.13959/j.issn.1003-2398.2021.03.005 1 引言 我国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已持续近30年，成为快速城镇化的主要推动力，也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基本特征[1-3]。近年来，流动人口规模增速开始放缓，甚至出现波动性下降的情况[4]，总量增长已经不再是人口流动迁移的核心议题，近期相关政策的主要目标和学术研究的关注重点也已转向家庭化迁移、社会融合、定居落户等领域[5-7]。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长期稳定居住则是实现这些目标、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基础[8]。我国人口流动迁移趋势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在于流动模式和空间流向。这将关系到“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空间布局目标的实现，也是各级各地政府提高流动人口服务针对性和有效性的重要参考[4，9]。随着城城流动、回流、二次流动①等新型流动模式的兴起，我国人口流动的空间模式逐渐多元化，也对流动人口在空间上的稳定性提出了新的挑战[10-13]。 现有研究对流动人口居留稳定性的基本状况并没有形成共识。有研究认为“不流动”已经成为当前流动人口的重要特征[14，15]；更多的研究则强调该群体仍然保持着高流动性，也即频繁的城市间二次流动[16-18]。张航空等将城市变换和职业流动看作稳定性的不同维度，发现了“梯次流动”的特征[19-21]；田明则将流动人口更换城市的行为定义为“横向流动”，发现了跨省迁移比例逐步提高、大城市偏好和流动城市之间的就近性等空间规律[22]。本文将流动人口的居留稳定性界定为流动人口在一个城市中的长期居住行为，关注空间的流动性，而不关注城市内部更换工作、住所的情况。 利用问卷调查的个体数据，多项研究对流动人口居留稳定性的群体差异和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人口统计学特征、人力资本和就业收入状况是现有研究关注的重点，但这些因素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同样缺乏基本共识。多数研究认为，由于城市存在对年轻劳动力的用工偏好，年龄较大的流动人口反而更不稳定[17，22]；但也有研究发现年龄与居留稳定性存在正相关关系[23]。对于男性与女性流动人口的流动性与稳定性的实证研究结果同样存在矛盾[24，25]。马瑞等发现人力资本是二次流动的制约因素[15]，但更多的研究则发现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反而会降低城市间流动的概率，提高流动人口在空间上的稳定性[17-23]。田明认为收入低、工作环境差是促进流动人口不断流动的主要原因[18]，但高更和等则得到完全相反的结论[25]。此外，也有研究探讨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城市教育政策、社会保险福利状况等制度环境对流动人口居留稳定性的影响，但结果的一致性也不强[15，17，23，26，27]。 虽然学界对流动人口居留稳定性现实状况和影响因素的认知存在较大分歧，但仍普遍认为在城市中稳定的就业生活状态是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社会融合、定居落户等的重要基础。虽然更换城市是流动人口寻求就业质量提升的重要途径之一，但频繁的城市间流动并不利于工作经验的积累和就业质量的提高[16，28]，进而导致流动时间的延长并未能有效促进家庭化迁移[5]。居留稳定性的提高能够帮助流动人口更好地掌握流入地的语言，有助于促进他们的社会融合过程[21]。在流入地城市的长期居住能够提高流动人口的城市归属感，显著提高其定居城市和落户本地的意愿，降低回流风险[8，29]。从城市的角度来看，提高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增加流动人口的实际居留行为，本质上是提高城市“留住人”的能力，这在当前各地人口尤其是人才争夺背景下越来越重要。 当前对流动人口居留稳定性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该领域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基本事实尚待厘清，群体分异和影响因素的分析远未形成共识；其次，流动人口在流动原因、行业结构等方面的分化日益明显，代际差异问题被广泛讨论，却极少有研究从这些方面考察流动人口居留稳定性的群体分异特征。此外，当前研究主要基于个别城市的调查问卷，缺乏全国代表性的数据基础，难以描绘流动人口居留稳定性的整体特征，更缺乏对其空间差异的分析，导致研究成果缺乏地方性和针对性的实践意义。有鉴于此，本文将利用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个体数据，结合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居留稳定性的总体特征、群体分异和空间差异性进行系统考察，厘清流动人口居留稳定性的基本事实和典型特征，并探讨其主要影响因素，为提高流动人口管理服务水平提供参考。 2 数据与方法 本文的分析主要基于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10%个体样本数据，样本量为137.19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千分之一。按照现住地与户籍地不在同一乡镇街道且离开户籍所在地半年以上的标准，共有流动人口样本29.37万人。其中，省内跨市②流动者5.54万人，跨省流动者9.43万人，二者合计14.98万人，是本文分析的主要数据基础。如无特殊说明，文中的流动人口均指跨市流动人口，不含县内和市内跨县流动的人口。排除市内跨县流动人口的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在当前的户籍与行政管理体系下，同一地市内各区县间的流动和定居地变化的成本较低，一般不会涉及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且同一地市内各区县间的经济社会联系本身就较为紧密，市内跨县(尤其跨区)流动人口对考察各城市的流动人口吸引力及流动人口居留稳定性意义不大；第二，可得的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仅有地级代表性，且无法区分市内跨区和跨县流动人口，而前者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流动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