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发展中国城市政治地理学的思考

作者简介:
吴磊(1988- ),男,湖北随州人,博士生,主要从事区域发展与治理、城市政治地理学研究,Email:wuleipku2017@pku.edu.cn,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871),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北京大学(深圳)未来城市实验室(广东 深圳 518055);李贵才,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北京大学(深圳)未来城市实验室(广东 深圳 518055);晁恒(通信作者)(1987- ),男,山东菏泽人,博士,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制度空间、城乡治理与区域发展研究,E-mail:chaoheng@pkusz.edu.cn,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北京大学(深圳)未来城市实验室(广东 深圳 518055);黎斌,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北京大学(深圳)未来城市实验室(广东 深圳 518055)。

原文出处:
地理科学进展

内容提要:

针对中国城市转型的空间实践困境,迫切需要用空间权力的理论范式和空间正义的价值思维去反思、重构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及其空间治理。城市政治地理学是以政治地理学的空间权力思维为学科基础,论文借鉴城市政治学和城市社会学对“城市政治”和“城市权力”开展研究,拓展了城市空间的政治属性。然后,基于中国国情与城市实践,从现实层面阐释了中国城市政治地理学的“政治”意涵、“空间”表达与价值取向。最后,以“问题驱动”为导向,落脚于现实层面,提出应关注的5个重要优先议题:城市空间协调博弈原理、城市制度安排的空间公平研究、基于价值的城市生活空间研究、基于权力的城市生产空间研究及基于责任的城市生态空间研究。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21 年 05 期

字号:

      修订日期:2020-10-28。

      引用格式:吴磊,李贵才,晁恒,等.新时代发展中国城市政治地理学的思考[J].地理科学进展,2021,40(5):858-869.[Wu Lei,Li Guicai,Chao Heng,et al.Though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political geography in China in the new era.Progress in Geography,2021,40(5):858-869.]DOI:10.18306/dlkxjz.2021.05.012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40多年,中国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城市革命,从世界最大的农业国转型为最大的城市社会,产生了丰富多样的城市实践,为城市研究提供了一种区别于资本主义城市的中国样本[1]。其中,中国城市转型的空间实践困境,对城市空间治理提出了现实需求。同时,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城市发展的空间目标由经济效率优先转向空间正义导向下“效率、公平、正义”的综合平衡。在此背景下,着力解决城市发展中的空间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成为新的时代命题,迫切需要用空间权力的理论范式和空间正义的价值思维去反思和重构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及其空间治理。

      理论上,城市研究涵盖了地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是一个多学科交叉、包罗万象的新兴领域。在新型城镇化与空间治理对“城市空间权力”提出诉求时,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主导着关于城市权力的研究,但其理论范式都是“非空间”的,未能充分考虑城市空间的内涵和外延。而地理学作为一门专注于“空间”的学科,城市地理学是以“地理空间”为基础,对“权力”或政治要素的解释力不足;政治地理学虽然近年来在地缘关系与尺度政治等领域取得显著进展,然而在城市尺度的讨论才刚刚兴起。因此,迫切需要发展城市政治地理学,做出关于城市空间政治要素的地理学解释,从而填补中国语境下政治地理学关于城市研究的相对缺失,丰富地理学的学科内容。

      论文以新时代面向空间公平、正义和安全的城市研究与城市空间治理需求为导向,探讨并构建符合中国国情和实践的中国城市政治地理学。因而,以政治地理学的“空间”与“权力”基因为学科基础,结合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与城市政治学等学科对“城市空间”和“城市政治”的研究成果,明确新时代发展城市政治地理学的机遇与责任,并进一步探讨中国城市政治地理学的“政治”意涵、空间表达和研究框架以及重要研究议题。本文响应了国际政治地理学界对城市尺度相关议题的重视,为中国城市政治地理学发展提供前瞻性探索,以期为中国城市转型发展和城市空间治理提供解释性、指导性理论及学科支撑。

      1 新时代面向空间治理与空间正义的城市研究

      1.1 新时代中国城市空间实践与知识需求

      吴缚龙[2]认为,城市空间的角色是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城市革命的关键。基于“空间”的视角,中国城市发展不仅表现为生产空间(如经开区、高新区、自贸区、国家级新区、众创空间等)的多元化和生活空间(如高级住宅区、经济适用房、城中村等)的多样化,还呈现出城市蔓延化、公共物品供给不足、资源空间错配等“效率损失”,以及(市民)权利、利益调整或冲突带来的空间排斥、隔离和失序等“公平损失”[3]。由此,中国对“城市空间”研究的转向源于当前中国城市空间实践的现实困境,即长期经济利益导向下城市发展的空间不平衡不充分。

      在城市转型发展的背景下,日益“空间化”的城市问题又进一步凸显了城市治理的空间维度,城市空间治理成为一个重要议题[4]。城市政府主要通过规划、更新和治理等政策和方案参与城市空间发展与优化。然而,城市治理主要是与城市政治学的增长联盟、增长机器、城市政体等理论建立联系,围绕各城市主体之间博弈和利益协调的过程,聚焦于“权力”和“机构”,忽视了空间表达和空间过程[5-6];城市规划则侧重于物质实体空间的技术规范,忽视了形塑城市空间的社会过程和政治意涵[7]。因此,传统城市治理(规划)分析框架可能受制于以下的空间实践困境:如何协调城市空间实践中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定位与关系,如何决定或统筹城市的产业、居住和公共服务的空间布局,如何协调教育、医疗和地铁站点等公共设施布局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如何看待和解决城市空间改造中的“非正规性”?等等。这些城市空间问题的背后,是空间权力的变迁以及地方的政治实践[8-9]。因此,基于中国实践的城市空间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不仅需要建构一种空间分析框架来说明和指导城市空间实践,也需要将权力纳入考察的范围,对其政治行为和政治过程展开研究。

      此外,对中国城市空间实践,不仅要从经济的角度考察其效率与效益,还应从伦理的角度考察其正当性即正义。尤其是面对空间排斥、空间剥夺和不平衡发展等空间不正义问题时需要协调人与空间的关系,空间正义的价值导向使得多元价值的正当性得以清晰把握,并确保以城市主体身份认同为基础的国家认同以及规制个体行为的核心价值成为城市社会主流价值[10]。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着力解决城市发展中的空间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成为新的时代命题。在此背景下,需要对城市空间有一个整体的价值判断,即从整体格局上审视不同利益主体在城市空间发展及其治理过程中的诉求与冲突。因而,在城市空间效率的基础上,需要空间正义的价值思维去反思和重构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及其空间治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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