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焕庸线的学术思想源流与地理分界意义

      修订日期：2021-04-30

      DOI：10.11821/dlxb202106001

      “胡焕庸线”即“瑷珲—腾冲线”，是1935年胡焕庸在“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中提出的一条人口地理分界线[1]，如今已超越人口地理的范畴，被应用于人地关系所能触及的诸多领域。然而关于这条线的产生背景、命名过程、功能属性、科学基础、学术衍生的适应领域以及在国家建设和发展中能否突破等问题，都还存在许多困惑与争论，本文拟围绕上述问题作概要梳理，尝试作一些学术回应，以求正于同行学者。

      1 胡焕庸线的发现与命名

      20世纪初期，国祚困厄，人心思治，人口与土地的尖锐矛盾成为解释国家危机的一个重要因子，研究人地关系的人口地理学应运而生。胡焕庸是中国人口地理学初创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胡焕庸线是中国人口地理学的重要里程碑。

      1.1 中国人口地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清末民初，中国笼罩在甲午败绩和庚子赔款的沮丧阴影中。当时的知识分子甚至包括统治阶层都在寻找强国救民之路，除了反思制度之痼疾和文化之沉疴，宿命论者更将目光聚焦于国情之种种缺陷，当时庞大的人口数量难免成为“冤头债主”，马尔萨斯的人口学说由是在中国表现出天然而强大的说服力。1904年5月《警钟日报》刊文历数史实，将国家的治与乱直接对应到人口的寡与众[2]。1907年《申报》刊发了声调相类似的《论中国治乱与人口之关系》[3]，对中国人口增长带来的国运危艰深为忧虑。吴景超根据人口密度与职业分化的关系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四类，中国属于最低一级的人口密集、农业主导的“第四种国家”，国民艰难挣扎在温饱与冻馁边缘[4]，“我们必须克服我们生活的最大敌人，就是我们自己的庞大人口数量……节制生育运动，是中国今日最有意义的一种运动”[5]。董时进从耕地与人口的关系进一步阐释了中国人多地少的本质，大声疾呼推行政府主导的节制生育[6]。

      有学者主张通过大规模垦荒将过剩人口移殖到人烟稀少的西北边区，以解决国家人满为患之忧。1908年《东方杂志》发表影蓉的文章《徙民实边私议》，认为西北内陆地广人稀，可以从东部“募豪俊、来商旅、遣罪囚，……酌盈剂虚、裒多益寡”[7]。“九·一八”事变致东北失陷后，西北地区更成为国内移民的唯一目的地，地方大员、民间贤达纷纷咨议屯垦实边、开发移民之策，其中备受重视者乃由柳民均起草，褚民谊、蔡元培等提议于国民大会的《开发西北之计划大纲》，后张人鉴、马鹤天、安汉等积极倡导西北垦殖计划，兴办《开发西北》等杂志，一时间议论热火朝天，方案层出不穷。然而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开发西北所采取的实际行动却很少，多方呈请拟设之“西北建设委员会”也未能获准，究其原因，除了战事频仍、国力不济等政治经济原因，还有来自翁文灏等有识之士的反对意见，人地关系思维是这类意见的重要依据，并由此酝酿了中国的人口地理学。

      中国人口地理的发端除了因应人口国情认知、移民实边计划等现实需求，还得力于基督教“中华续行委办会”及其特别调查委员会开展的不同来源人口数据的瑰集和甄别。1922年该会出版的《中华归主》编制了一张覆盖东部和中部的中国人口分布图以及14张分省人口分布图，为中国人口地理研究奠定了重要的数据基础，并指出当年江苏省的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英里875人(约合338人/)，已超过比利时而成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理单元[8]，诚发人深省，为后续研究者所津津乐道。

      1.2 中国人口地理学初创

      英国地理学家罗士培热衷于对中国地理问题的研究，1925年在美国《地理评论》上发表的《中国人口分布的经济和政治意义》是中国人口地理的启蒙之作[9]。作者在勾画中国自然地理区域的基础上，根据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资料及地图圈画出华北平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四川盆地、浙闽沿海和江汉平原6个人口集聚区域，并分述了各自的人口经济特质，比如华北平原是人口过载的典型，长三角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渐向上海、无锡等工业中心转移。就人口分布的政治意义而言，虽然中国存在着广泛的文化多样性，但是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书面语言的一致性决定了中国仍然是一个团结稳定的社会。美国地理学家葛德石是中国区域地理学的奠基者，他在沪江大学任职期间遍游列省，深入考察地文人文，编撰了“China’s Geographic Foundations”讲义并于1934年在美国出版。该书根据自然地理条件、农作物品种和熟制等将中国划分成15个地理区域，对每个区域的人口、耕地、农产等要素进行了统计和估算，分析人口压力，比对区域差异，不失为人地关系探索之典范。该书20世纪40年代被拆译为《中国的地理基础》和《中国区域地理》[10]，为中国人口地理的研究提供了科学基础。

      竺可桢鉴于中国人口统计数据可靠性的地方差异，选择官方统计比较可靠的江浙两省，以县为单位制作高分辨率的人口分布地图，据以展开人口地理分析，并与欧洲的比利时、荷兰、英国等发达国家相对比，指出了这一地区人口密度在世界范围的绝对领先性。竺可桢认为江浙两省虽有一些城邑，但总体上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能供养相当于欧洲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密度，所承担的人口压力可想而知，其他地区经济条件远逊江浙，中国人地关系矛盾之尖锐可谓举世无匹。竺可桢特别强调人口地理分析中空间尺度的可比性和地理条件的差异性，警惕不论尺度、不论条件的盲目比对，为人口地理分析提出了一种学科规范[11]，胡焕庸评价竺文“实立我国人口地理研究之始基”[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