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21)04-0116-08 如果以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1963年)的出版为全球史诞生标志，屈指算来，全球史的兴起已有近60年时间。尽管人们对于什么是全球史仍然存在不小争议，但这并没有妨碍其日渐成为一种有影响力的史学潮流。1982年，美国世界史协会(The 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成立。1990年，《世界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创刊。2000年，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挪威奥斯陆召开，主题为全球史。2006年，《全球史杂志》(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创刊。以上几个标志性事件，有力推动了全球史的发展壮大。史学史家认为，“对1990年以来的主要杂志以及这些杂志上刊登的书评所做的考察都表明，向世界史或全球史的转变已经开始了”[1]。在其他地区，“全球史在过去几十年里是历史学科中发展最快的领域”[2]。德国也不例外，“年轻一代的德国史学家几乎都是全球史的积极鼓吹者”[3]。 国内学者对于全球史的研究主要是在2000年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之后。此后，与全球史有关的学术机构、专业人才培养、学术活动、学术成果逐渐增多。成立于2004年的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十多年来取得可观成绩，是国内有代表性的全球史研究机构。不过，人们仍然感受到存在诸多不足，正如武寅所指出，“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国际史学界，还没有看到中国学者撰写的完整、系统的全球史著作。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迅速发展对世界史研究的迫切需求”[4]。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全球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时代课题。 一、全球史兴起的背景、特点与主要类型 就其时代背景而言，全球史于20世纪中期以后兴起，与四个新兴的“全球性”内容有关：一是全球性机制。“二战”结束后，以联合国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主的国际组织逐步成立，世界范围首次出现了不同国家之间可以商讨和解决事务的全球性机制。二是全球性联系。科技进步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使得各国愈发联系在一起。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61年，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完成绕地球飞行。1969年，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随着太空时代的到来，地球更显得像一个村庄。三是全球性挑战。东西方两大冷战集团的对峙、核威慑、气候与环境问题、人口膨胀、能源危机等全球性问题接踵而至，使得单个国家难以在自己疆域内单独应对这些挑战，更加需要寻求国际对话和合作。四是全球性意识。正是得益于全球性机制、全球性联系、全球性挑战的催化作用，人类一家的全球性或整体性意识从既往的神学与哲学想象，变成了公众可以感受到的现实，非政府组织如帕戈沃什运动等的逐步兴起就是其表现。 历史学家深深被时代气息所浸染。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在其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1955年)中提出，西方史学需要重新定向，史学家应该“从欧洲和西方跳出，视线投射到所有地区和所有时代”[5]。20世纪60年代，巴勒克拉夫进一步明确指出，“当代史的一个显著事实在于，它是世界史，除非我们准备采用世界(world-wide)的视角，否则不能理解塑造它的种种力量”[6]。历史编撰实践也采取了这种策略，在用全球观点或包含全球内容重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试中，以“L.S.斯塔夫里亚诺斯和W.H.麦克尼尔的著作最为著名”[7]。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一书副标题即为“人类共同体史”。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宣称：“本书的观点，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在伦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8]由上可知，全球史自诞生之日起便具有试图超越欧洲(或西方)中心论与民族国家史学的追求，尽管它是否真的能做到这一点还令人存疑。 全球史的兴起还有其学术背景。从麦克尼尔与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关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汤因比早年接受过东方学训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于国际事务的关注与介入，为其文明形态史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20世纪20年代初写就的《文明的接触》一书中，汤因比对西方的民族主义做过深入批判，认为“文明才是观察历史的更好视角”[9]。这些思想在其后来的《历史研究》中得到了系统表达。麦克尼尔1947年结识仰慕已久的汤因比，数年后赴伦敦，在汤因比指导下参与全球政治年度报告的撰写工作。多年后，麦克尼尔为汤因比撰写的传记中说：“汤因比才是向全世界大部分读者揭示下面这个简单真相的第一人：亚洲人、非洲人、美洲印第安人乃至居住地更为偏僻集中的爱斯基摩人等族群同样拥有独立于欧洲的、可以同欧洲史进行类比的历史。这种不仅仅站在西方的角度看问题的人类视角，是汤因比为我们学术传统作出的最伟大的核心贡献，也是他持久声望的正当源泉。”[10]399在回忆录中，麦克尼尔再次强调了汤因比对他的意义，“汤因比的影响和其身后绵长的传统，引导我选择不同的文明作为世界历史图景的主角”[11]68。全球史超越欧洲(或西方)中心论与民族国家史学的立论视角，是与汤因比分不开的。 全球史重视对于“互动”的研究。这同样可在麦克尼尔与汤因比的关系中找到线索。阅读《历史研究》后，麦克尼尔发现汤因比忽视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接触和彼此影响，“通过套用生命体的类比、将文明视为本质上彼此独立的实体，汤因比简化了他赋予自己的、从整体上理解人类历史的使命。然而，他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十分高昂的：由于系统地无视了不同时间与空间内文化互动的真实存在，汤因比对历史的叙述中出现了一个漏洞。”[10]143麦克尼尔自己要做的，就是去弥补这个“漏洞”。对于文明互动的强调，正是《西方的兴起》与《历史研究》的一大不同之处。麦克尼尔之子约翰·麦克尼尔特别明确指出了这一点：“麦克尼尔将自己的作品视为对汤因比历史观的一种改进；但这种改进只有在汤因比作品存在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发生。麦克尼尔此后又写了其他全球史著作，并且始终是以汤因比为坐标的。”[10]3如今，“互动”“关联”已经成为各类全球史著作的标志性特征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