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E19 K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83-(2021)02-0108-06 因近代以来日本对华发动侵略战争的罪恶历史，我国学界历来重视对日本的对外扩张思想、政策以及战争罪行的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相对而言，对支撑其实现侵略政策和战争的内在条件，如人、财、物等资源的动员机制与过程的探讨则有待深化。近代日本穷兵黩武发展为军事帝国的政策原点，首推明治时期提出的“富国强兵”国策。该政策的基本内涵是通过构建资本主义制度以发展新产业、增加国家财富，同时以导入近代国防体制和军事装备的方式建设强大的陆海军。但日本在19世纪中后期打开国门、步入近代之时并不具备雄厚的资本积累，很难在实现经济腾飞的同时投入大量资金给非生产性的国防部门，因而不得不面对在经济支出与国防支出两个矛盾的目标之间选择一个为优先课题的决策困境。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央财政在发展经济与加强国防方面都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因此分析近代日本“富国强兵”政策，自然将财政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作为核心研究对象。以中央财政机构的领导者更替为分期，日本学界对明治时期财政的核心关注主要包括由利财政、大隈财政和松方财政三个时期。①一般认为，明治日本在1877年内战后重建财政、推进工业化以及扩张军备等政策目标，主体上都完成于松方财政时期。不过，日本学界对松方正义执掌大藏省时期的财政运营，特别是其在推动经济发展与扩大国防支出之间的关系与评价上存在着对立性解读。②本文将在20世纪日本史学发展变迁的宏观背景下，从史学取径更替的脉络中考察日本对松方财政的不同书写与论争，分析日本学界对明治日本富国强兵与武力对外扩张政策认知的变迁。 一、二战前日本对松方财政的书写 明治二十年(1887)，路德维希·利斯(Ludwig Riess)受聘于东京帝国大学，为日本带来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方法，但直至大正晚期，幕末与明治时期的历史尚未进入专业研究者的视野。③因此，到昭和前期为止有关松方财政的历史书写，多为资料集或财政学的政策研究性著作。其中，《明治财政史》④是最具代表性的史料集。该史料集以官方档案为基础，由大藏省主导编纂，以编年体的方式记述国家财政发展经纬，汇集了丰富的财政金融相关资料，是研究明治时期日本财政史的基础性文献，至今仍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该史料集共15卷，前14卷为正文，囊括了至明治三十五年(1902)日本中央政府相关的财政机构、预决算、税收、国债、货币和银行等内容，最后一卷为编辑凡例与目录索引。其官方编撰背景，导致在内容的选择及史实的判定上，以肯定中央政府领导者的决策、政策成效为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套史料集成为讴歌松方正义作为维新元勋，更是作为长期执掌国家财政金融强人的特殊才智与伟大贡献之作。明治三十八年(1905)版的《明治财政史》，直接以“松方伯财政事历”为副标题，在扉页上展示了松方正义的半身礼服像，且阪谷芳郎在序中明言“我国既往三十五年间之发展进步，乃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之特例。而国运进步之根基实在财政之整理”⑤。在在说明，其具有浓厚的歌功颂德色彩，基本上以松方的思考视角叙述，对于松方之前领导财政工作的大隈重信着墨甚少。历史书写的基础在史料，编纂过程对史料的取舍本身代表着某种或明或暗的倾向和立场。《明治财政史》提供的基础性史料价值虽高，但在史料的选择上明显偏重有利于松方正义的部分。因此，从学术研究的严谨性角度看，该史料集忽视松方财政之前的财政过程并避谈这一时期财政金融体制、政策效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书写松方财政的另一重要文献是《公爵松方正义传》⑥，皇皇百余万言。这部传记由松方正义之子松方岩委托德富苏峰主持编纂，记述松方正义自幕末到大正时代的公私经历。该传不仅利用了包括松方生前手稿和政府文书、政策建议书以及《侯爵松方正义卿实记》等千余种原始文献，而且在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黑田清隆等绝大部分明治元勋及其后人的支持下，得以阅览与松方相关的大量同时代日本领导人的书信及口述回忆等，几乎穷尽了传主相关的官私史料，因此在资料占有方面具有无人可及的先天优势。在叙事体例上，该传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交叉撰述，在近代日本历史变迁的宏大脉络中，详述松方个人的经历、作为及功绩。有关松方财政的叙述上，在两编十四章⑦的正文中，一半篇幅专述“整理纸币”的过程和成绩。这样的章节安排，一方面应该是基于史料构成，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传主个人对自己一生事功的评判。即松方将自己施行的紧缩货币、健全中央财政实力作为自己的最大成就。编纂者将松方正义看作“维新中兴、风云际会中，明治时代唯一的大财政家”，并提出此论的根据之一便是“明治十四年松方就任大藏卿后即确定改革币制、整理财政的大方针，用五年时间回收不可兑换纸币，从而一举解决维新以来因袭日久的根本财政病源，最终确立了银货兑换制度”⑧。与之相对，该传还以大隈重信为参照物塑造松方在财政领域的天才形像，将大隈描述为“初则信任涩泽荣一，进而偏听五代友厚”，后又“专信福泽谕吉”的无政策主见之人。传记对于1881年后，松方担任财政主官时期整理纸币、设立日本银行、改革烟酒税制、整理国债等具体财政举措的详尽描述，此处不做具体品评。但需要指出的是，《公爵松方正义传》有关松方财政的书写基调、结构设置等，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此后日本史学研究松方财政的大方向。具体来说，在默认松方财政以及松方本人巨大贡献的前提下，将“整理纸币”视作核心内容，并将此前的大隈财政看作无谋且错误的典范。 无论是《明治财政史》还是《公爵松方正义传》，至今都是研究明治日本历史的重要文献，但两者均为二战前日本对明治维新的解释，这种解释在相当程度上被囿于“王政复古”的大框架下，通过追述“维新伟业”，具体呈现“维新元勋”的伟大功绩。这种书写角度的选择明显倾向于国家层面和领导人层面，完全无视了社会和民众的存在。这两部著作的另一缺陷是忽视了中央财政操作与明治中后期以来扩军备战以及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之间的密切关系。此外，两书对大隈财政内容的或轻视或否定的评论，在这一阶段主要是源于明治领导群体个人之间的恩怨好恶，似乎并没有上升到学理层次的探讨。对书写内容的选择、篇幅取舍等都是时代风貌和编著者历史认识的反映。考虑二战前日本的特殊历史情景，难以苛求当时的历史学者能突破时代的局限。不过，昭和初期的“讲座派”学者察觉到了这种“强人书写”的问题所在，如山田盛太郎便认为明治十三年(1880)后大藏省的重要财政改革——售卖官产，实际上是明治政府一方面通过廉价卖出部分非关键企业，从而培育出“军义性寄生地主性的财阀”，另一方面则保留了带有军事意义的企业，并不断强化“强力要素、常备军、警察”等。⑨山田通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宏观理论分析，指出松方财政暗含强烈的军事性特征。这一认识虽未进入历史学的实证分析阶段，但也为“战后历史学”创新方法论和分析视角提供了重要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