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阴冷潮湿的书斋中，在昏暗闪烁的灯光下，有这样一批人埋头于发黄且残缺不全的古籍之中，默默地研读古代的文献手稿；或者在人迹罕至的地方，他们风餐露宿，孤独地探寻衰落的修道院，辨别残破的墓碑与模糊不清的碑文和墓志铭。这批人就是近代早期英国古物学家(Antiquarian或Antiquary，也被译为“博古学家”或“古文物学家”)。在普通人的印象中，这些古物学家性格刻板顽固，不食人间烟火，沉迷于古代书稿、碑文、墓志铭以及历史遗迹，似乎是脱离时代的老学究。早在17世纪上半叶，约翰·厄尔主教就以诙谐幽默且刻薄的笔法，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他们。①古物学家的形象果真如此吗？答案是否定的。 16、17世纪的英国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民族国家的形成等重大历史事件，这是英国从封建领主国家到近代民族国家转型的时代。在这一特殊社会转型期，英国人需要重新认知与界定自己的族群属性与宗教信仰，英国知识界需要探讨近代早期英国文明的构成因素尤其是核心要素。古物学家对此并不是消极应对，而是自觉参与其中。根据罗伯特·默顿的统计，17世纪时，英国历史学者(指古物学家与纹章学家)的数量有所波动，到该世纪末则略微上升，反映了人们对历史研究兴趣的增强。② 英国文明是次生的混合文明，主要来源于三大要素：古典文明、古代日耳曼传统和基督教。③然而，刚刚走出中世纪的英国知识界对此并无清晰的认识与理解，且民族国家的形态也不成熟，因此，古物学家只能在方志编修的基础上，通过辨析各种因素的地位与作用，从而形成对民族国家的理解。格雷厄姆·帕瑞称17世纪的古物学家为“时代的纪念品”，④这一说法非常贴切。本文在梳理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⑤以古物学家的著作为切入点，阐述古物学家如何参与建构英国人的民族认同。 一、古物研究的兴起 英国古物研究兴起的最初背景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在不列颠的传播与发展。⑥文艺复兴运动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民族史的真实性。中世纪不列颠历史叙事框架来源于12世纪蒙茅斯的杰佛里(Geoffrey of Monmouth)撰写的《不列颠诸王史》(Historia Regum Britanniae)。该书认为，不列颠的历史起源于特洛伊王子布鲁图斯。⑦从这时开始，英国知识界就着迷于有关布鲁图斯的故事，人们相信他是不列颠的第一个国王。虽然不断有人提出质疑，但是上述说法一直持续到16世纪上半叶。直到意大利人波利多尔·维吉尔的《英国史》问世，情况才发生根本改变。维吉尔一针见血地指出：蒙茅斯的杰佛里有关布鲁图斯的故事都是伪造的历史，因为最初的文献都没有这些记载。从史学史角度说，维吉尔的观点在不列颠历史编纂中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亨利·埃利斯指出：“不管怎么样，读者们会发现，他的热情与努力是希望写作一部信史。对地方的描述、对史实和结论的谨慎等都表明，不论在辨别能力还是取得的成就方面，波利多尔·维吉尔都是超越他那个年代的历史学家。”⑧但是，这本著作的历史观、发表的时机以及维吉尔的意大利人身份，使得英国知识界产生了不小震动，因为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人接受的是一脉相传的历史意识，日积月累而成为民族记忆。因此，时人认为维吉尔“丧失了理智”。⑨格雷厄姆·帕瑞也指出：“不列颠历史层累的传说神话故事不易被摒弃，因为它们已被人们接受很长时间，而且已成为民族意识与观念的一个部分。”⑩维吉尔的《英国史》撕开了中世纪神话传说与近代史学之间的缝隙，正如柯林武德所说：“中世纪结束时，欧洲思想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对历史研究进行一番崭新的重新定向……这场新运动的积极成果，首先见之于大举清除中世纪历史编纂学中一切幻想的和毫无依据的内容。”(11) 英国的历史书写不能也不应该建立在神话传说之上，而应该建立在信史之上。古物学家的研究以文献手稿为基础，重视实地调查，并利用实物与考古材料。古物学家威廉·坎姆登的研究注重田野调查和收集考古实物，如石碑、石刻、钱币等，以此作为文献研究的补充与佐证。威廉·坎姆登写道：“我曾经游历几乎整个英国，向郡中的博学人士咨询。我勤勉地阅读了国内的许多著作，还包括那些希腊文与拉丁文著作，只要它们的内容与标题涉及不列颠。我也查阅了王国的公共档案、教会登记簿、图书馆资料、法案法令以及教会和城市的纪念碑等。”(12)这体现了该时期英国史学研究经历了从神话传说到实证研究的转变，即从单纯的文本书籍研究，转向对实物资料的关注，并与文献资料相对照。为了写作《不列颠尼亚》，1578年，威廉·坎姆登游历了萨福克和诺福克，1582年来到约克郡与兰开夏，收集有关罗马不列颠历史的相关材料。(13)1600年，威廉·坎姆登与罗伯特·库顿一同游历英格兰北部地区，勘查罗马哈德良长城周围地区，寻访罗马历史的遗迹，收集石碑、钱币以及雕塑等。 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进行以及民族国家的形成，古物学研究的内容也逐渐发生变化，即为英国国教的正当性与纯洁性辩护，并阐述英国民族的日耳曼属性。封建时代的英国是一个基督教化的社会，人们的认同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基督教信仰，罗马教廷与教皇对英国社会有着重要影响，绝大多数人是基督徒，从出生到去世都与教会密切相关。随着宗教改革的进行，英国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控制，成立民族的教会。如何阐述与论证宗教改革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成为英国知识界特别是古物学家面临的迫切现实课题，即英格兰民族为什么选择国教，如何看待解散修道院。二是领主权认同，封建时代的英国民众不是处于国王的统治下，就是处于某个领主的统治下，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即使是英国国王，在很多时候又是法国国王的封臣。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得人们很难有明确的地域与族群认同。随着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的爆发，常年的征战使得法国各地深受其害，而对英国人来讲，跨海征战也是得不偿失。于是，普通人从内心深处产生一种渴望，就是建立一个和平且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有着明确的地理疆域，可以保护他们的生命与财产安全。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产生了一种新的情感，即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有着共同的生活经历和习惯，讲着相似的语言。“我们究竟属于哪个族群？”这是这一时期英国人面临的认同困境。事实上，英国人的族群认同可以有多个选择，如不列颠人、罗马人、日耳曼人、诺曼—法国人等，最终英国人选择了日耳曼人的族群认同。这是因为，假如选择不列颠人认同，神话传说的历史无法支撑现实的需要；如果选择罗马人认同，就处于罗马行省的尴尬境地，更与宗教改革的目的相背离；如果选择诺曼—法国人认同，百年战争的创伤无法治愈。因此，日耳曼人认同是最佳选择，而这又赶上一个极好的契机，即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在15世纪50年代被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重新发现。
